1947年的一个清晨，重庆白公馆监狱的铁门吱呀作响，军统高层沈醉，来到这座监狱视察。

监狱内的人看到他，纷纷低下头，不愿与他对视，就在这时，沈醉在放风坝边发现了个老头。

这老头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下着雨的天气，别人都在躲雨，他却在雨中跑步。

他一开始也以为这就是个关久了被逼疯的老头，可就在老头经过他身边与他眼神对视后，沈醉瞬间察觉不对劲，他立刻下令：

“这老头在装疯，抓住他。”

这老头是谁？沈醉为什么判断他在装疯？被抓起来后他怎么样了？

雨中疯老头

1947年初春的一天，重庆白公馆的铁门开启，所有犯人都不自觉地往门口看了一眼，却又立刻低头——那是军统高级人物沈醉要来视察。

沈醉缓步走入，他身后跟着几位军统特务，一边走一边小声交谈着些什么，但没人敢高声说话。

正当众人走到放风坝边，沈醉突然停下了脚步，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映入了他的视线。

那人穿着破烂不堪的棉衣，头发纠结成一团，像鸡窝一样乱蓬蓬的，脚步虽快却不凌乱。

他在坝子边奔跑，任由雨水打在身上，全然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旁的特务低声道：

“这老头啊，疯了十几年了，早不认人了。”

但沈醉并未立刻回应，他的眉毛微微蹙起，视线死死地盯着那道奔跑的身影，眼神中闪过一丝狐疑。

他曾见过真正的疯子，那些人眼神空洞、意识飘忽，奔跑时多是毫无目的地乱撞乱跳。

而眼前这个疯老头，动作利落，脚步稳健，最重要的是——他的眼睛太亮了。

就在老头经过沈醉身边的那一刻，沈醉猛地转过身来，四目相对的瞬间，老头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短暂地、清晰地与沈醉对视了一秒。

那是一双有焦点、有意图的眼睛，那是一种即便身处黑暗，也死死抓住一线希望的眼神。

“这人……装疯！”沈醉冷不丁吐出四个字，声音虽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厉。

身后的几个特务一愣，有人还小声笑了：

“沈处长怕是多疑了吧？他可在这儿疯了十多年啦。”

“抓起来！”沈醉的语气比刚才更坚定。

监狱的狱警连忙上前解释：

“沈处长，您误会了，这韩子栋早就疯了，疯了有十年之久，哪还能演这戏？”

沈醉却没有听进去，他太熟悉这种伪装了，作为军统高层，沈醉在各地审问过无数人。

有人能忍，有人会哭，但那些真正有故事的人，他们最懂得“藏”，而装疯，正是最有效的藏身方式。

特务们虽然满脸狐疑，但见沈醉如此坚持，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将疯老头控制住，可他们的心里还是觉得，这老头不是装疯，而是真疯了。

卧底被捕

这个被沈醉怀疑装疯的老头——韩子栋，正是被国民党关押了13年的地下党成员。

1930年，二十出头的韩子栋来到北平求学，他租住在城南的一间小阁楼里，靠着打短工、代抄稿件和做一些文书活勉强糊口。

这个时期，他在一间书店里，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下党成员，1933年春，韩子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为有学生的身份做掩护，组织便让他卧底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

蓝衣社是国民党麾下最隐秘也最凶残的特务组织，是党内清洗与监控的主要力量，情报工作与刺杀任务皆由其负责。

韩子栋以“书店店员”和“北大学生”的双重身份作掩护，凭着过硬的文化素质与稳重的处世之道，很快便得到了上层的信任。

他出入秘密会议，暗中记下文件内容，甚至机密档案，然后悄悄传递出去，挽救了不少地下党人的生命。

但就在1934年，韩子栋收到家书，母亲病重，他向组织申请探亲，途中却遭遇了设伏，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审讯室里，辣椒水、老虎凳、电击、皮鞭……各种酷刑轮番上阵，他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手脚的关节多处错位，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

“我不是共产党，我只是回家看母亲。”

特务们起初带着兴奋与讥讽，一轮又一轮地上刑，期待这青年人会在痛苦中哭喊求饶。

可直到第五天，第七天，第十天，他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一名同志，没有透露任何一项任务。

最后，敌人终于失去了耐心，把他送往重庆，关进了那座专门为“硬骨头”而设的白公馆。

韩子栋在这里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但他并没有被摧毁，他时刻都在筹谋怎么逃出去。

但白公馆的看守太严格，寻常的办法根本没用，他只有一个办法——装疯。

装疯筹谋

韩子栋开始“疯”的那天，没有人觉得突兀，只见他坐在墙角，目光空洞，喃喃自语，嘴里念叨着没人听得懂的话。

他的身上散发着馊臭，他的发丝乱如野草，夹着枯叶与尘土，他的衣服破了又破，缝了又烂，却从不更换。

“疯了，彻底疯了。”看守们摇头叹息，有的甚至还带着点嘲讽，“可惜一张读书人的脸，竟也沦落到这般田地。”

韩子栋听见了，却装作听不见，他知道，第一步，他必须成为“别人眼中的疯子”，一个无害的、废掉的、不会说真话的疯子。

他故意把饭菜倒在地上，再抓起沾满泥沙的饭粒塞进嘴里嚼。

他会突然间大喊大叫，又会在深夜咯咯傻笑；有时走到看守面前，他会猛地扑倒跪下，说要拜天拜地拜祖宗。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人，疯得不轻。

但事实上，韩子栋每一次举动都有安排、有意图，他奔跑不是因为多余的精力，而是借着放风的名义观察监狱的布局。

他装疯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在寻找可乘之机，他“疯”的越彻底，越能换来看守的忽视；他装得越久，周围的人就越放松警惕。

甚至那次沈醉亲自下令把他抓回去，那些狱警也仍然认为他是疯子，没过多久就又对他放松了警惕。

装疯的同时，他也在锻炼自己的身体，他会在风雨中奔跑，无论寒暑，不曾间断。

有人笑他是疯子跑马拉松，他却知道——这是他越狱逃命的底子，没有体力，一切都只是空想。

他的脚掌磨出了厚茧，他的身体越发灵活，甚至能悄无声息地从一堵低墙翻越，再原地装作跌倒。

白公馆的某一扇窗下，有一个拐角，那是看守最不注意的死角，每个月押送物资时，车子在这个位置会停留三分钟，韩子栋把这些信息一一记在心里。

他甚至利用疯子身份争取到了“外出”的机会，看守嫌他身臭，便有时差遣他帮忙挑菜、倒泔水。

他每一次走出大门，都会默默数着外面到嘉陵江口的距离，会记住路边商铺的招牌变化。

他知道，逃出去不能靠冲动，而是靠一击即中的机会，而机会，终究还是来了。

逃出生天

那天，韩子栋被带去镇上买菜，负责带他出去的是个刚调来的特务，年轻气盛，又好赌成性。

走到磁器口街口，茶楼里传出清脆的麻将声，特务犹豫了片刻，终究敌不过赌瘾的诱惑，让韩子栋看着菜篮子，自己准备楼。

韩子栋心跳加速，面上却依旧是一副疯子的模样，拍手叫嚷着：

“解手！解手！”

特务不耐烦地挥手让他去厕所，他点头称是，转过身却在转角突然停下。

他沿着熟悉的小巷，借着破旧公厕的掩护脱掉囚衣，用早就准备好的便服替换，那是他多年前偷偷藏在杂物堆中的衣物，用脏布包着，一直无人发现。

他没再回头，一路小跑穿过闹市，转入下坡的青石小路，直奔江边，坐上一艘小船，船缓缓驶出，韩子栋窝在船舱角落，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傍晚时分，船靠岸，他披着草席走入山林，几天后出现在数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庄。

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他没人注意，他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地坐在路边晒太阳——因为没人认得他了。

太久了，他早已不是那个挺胸抬头、意气风发的年轻学生。

他辗转找到了早年的联络人，传递出一条简短却震撼的信息：

“白公馆，有人逃出来了。”

当他终于站在组织的面前时，同志们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脊背弯曲，脸上满是风霜与岁月的裂痕。

他的头发全白了，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些许沙哑——可他站得笔直，眼中那团火依旧没有熄灭。

“你还活着？”有人哽咽着问。

“还活着。”韩子栋点头，声音低沉却有力，“我还要干事。”

此后的日子，他没有急着恢复，而是拿出一叠纸。

那是他在白公馆潜伏期间绘制的情报：牢房分布、警卫动线、电网位置、地下密道、管理者习性……他如数家珍地一一解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组织根据这些信息，重新制定营救计划，他的经验与记忆成了后来渣滓洞、白公馆成功营救的重要支点之一。

随着身体逐渐恢复，韩子栋被调往西南战线负责地下组织联络与敌后情报传递。

他拒绝一切特殊待遇，只说一句话：

“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多年后，《红岩》一书中塑造了一个“华子良”的形象：沉默、隐忍、清醒。

在看似疯癫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坚定不屈的灵魂，他的原型，正是那个从“疯”里挣脱、从地狱走出、用十三年时间走出光明的男人——韩子栋。

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因病在贵阳去世，享年84岁。

他没有留下太多言语，也没有高调回忆过往，但他的事迹，如烈火焚心，镌刻在无数后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