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许世友二儿子被中央下令逮捕，许世友得知后：直接枪毙！

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灯火通明，一份刚送上来的绝密简报摆在了审查组桌上。那是一张长长的名单，牵涉到一起跨境走私案，其中第三个名字——许建军，赫然在列。负责通报的同志皱了皱眉，低声嘀咕：“这可不好办，他是许司令的儿子。”室内气压仿佛瞬间降到了零点，无人敢接这句话。

两周后，南京雨夹雪。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踏着没膝的积水，走进虎踞北路军区大院。老战友许世友正研究地图，听到脚步声抬头，说了句：“聂老弟，出啥急事？”短暂寒暄后，聂凤智递上文件，一言未发。许世友扫了一眼，眉头紧锁，紧接着猛地把茶杯砸在地上，瓷片四溅。“判了没有？”他压着嗓子问。“尚在审查。”聂凤智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许世友挥手，像是对待犯兵：“查实，枪毙，直接枪毙！”

这句话一点不夸张，熟悉许世友脾气的人都知道他对子女从不偏袒。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立下家规：子女满十八岁，一律到基层部队摸爬滚打，绝不允许靠父亲的肩章往上爬。大儿子许光扛过步枪守过边防，女儿许丽被派到后勤仓库搬运弹药，许建军更是被他送到海拔三千五的青海高原——那里缺氧、缺菜，更缺熟人。

高原岁月锻出了许建军的硬骨头，也养成了他想干一番事业的野心。1976年复员回到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他靠业务能力做到了团职参谋。恰逢改革开放破冰，沿海出现“跑单帮”“倒机床”的热潮，走私成了少数人发财捷径。许建军聪明、爱冒险，被同乡蛊惑，以军方车辆作掩护运送紧俏电子元件，结果一步踏错，卷进案件。

案件由总参、海关总署和公安部联合侦办，牵连人员跨三省五市。办案组在天津港起获的货单上发现军用车牌号，顺藤摸瓜锁定许建军。由于涉案军人众多，中央决定先行隔离审查。对许建军的处理意见报到北京时，签批的人犹豫再三，最终附言：“请南京军区司令员上门通报其父。”于是才有了聂凤智那趟冒雪之行。

值得一提的是，许建军被带走后，许世友没有写过半张条子，更没有托任何关系。他只是反复告诉身边警卫：“纪律面前，一律平等。”甚至有人劝他：“老首长，情况不明，何必说‘枪毙’那样重的话？”许世友冷哼一声：“军人犯法，就是给部队抹黑，轻不得。”

案件调查拖了整整六年。期间，许世友因病住院，情况每况愈下。1985年3月初，他躺在南京总医院病房，虚弱地对警卫说：“想看看建军。”警卫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还在关押审查。”许世友闭目，指尖轻敲床栏，没再提。十天后，许世友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去世。追悼会上，没有人提及许建军，连唁电用的措辞都避开了这个名字。

同年11月，专案组结案。调查认定许建军在运货途中被他人利用，情节较轻，且主动供述关键信息，对破案起到作用，决定予以免予起诉。消息传到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长舒一口气，悄悄派车把许建军接回。回到家中，他对着父亲遗像站立良久，低声说：“爸，我没给您丢脸。”那晚，他独自端坐到天亮，桌上的白酒一滴未动。

离开军营后，许建军南下深圳参与创办一家进出口公司。十年摸爬滚打，成了业内有名的“许总”。朋友们请他讲创业经验，他只淡淡地说：“纪律和信用，比什么都贵。”每当被问到父亲那句“直接枪毙”，他沉默片刻，随后点烟：“那是一把尺子，量我一辈子。”

回看整个事件，中央执法的果断、将门家风的硬朗，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法治建设的艰难，都浓缩于许建军的起落中。案件虽然并非重大历史节点，却折射出一个时代对“权大于法”顽疾的决心。许世友的一声“枪毙”，不是愤怒的极端，而是军人本能地捍卫纪律。许建军能在商场重新站稳脚跟，也侧面印证了原则之下仍留有改过自新的空间。

当年那份审查档案，如今已归入中央档案馆机要室。封皮上用红笔写着“许建军案”五个大字，字迹刚劲，与许世友书法有几分相似。历史偶尔开玩笑，它让父子一个在档案里留下名字，一个用一生去诠释那句“枪毙”的重量。于是，人们才明白：在纪律和亲情之间，老将军选了前者；而在自省和沉沦之间，许建军最终选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