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行中国｜走进南部县升钟湖红军村：红色故事里的研学与传承

10月10日，秋阳穿过层林洒下斑驳光影，我们循着升钟湖的粼粼波光，走进了南部县升钟镇红军村。这片藏于贯子山、罗成山、马鞍山与东溪沟构成的“三山一溪”地貌中的村落，原名张家嘴村，是升保起义的策源地、川北工农红军的诞生地，更是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走上长征之路的出发地，被誉为“隐秘山中的红军村”。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升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既留存着厚重的红色记忆，也生长着乡村振兴的鲜活希望，先后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四川最美古村落”，并入选第二批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进村最先撞见的是那棵千年飞蛾树，枝桠如伞盖铺展，树果形似振翅的飞蛾。这棵树藏着村里最动人的红色故事——它曾是地下党的“秘密岗哨”，起义总指挥张友民的妻子张蒲香长期在此眺望放哨，一旦发现敌人踪迹就以暗号示意私塾里的革命者 。这位与丈夫并肩作战的女性，临终前特意嘱托家人将自己葬在树下，“即使化为飞烟，也要守护战斗过的地方”。树旁的张友民私塾保留着清道光年间的原貌，木窗棂上的刻痕已被岁月磨平，屋内的马灯、铁枪头却仍带着硝烟的余温——1932年，旋子山军事会议就在这书桌间细化起义计划，张友民为起义秘密运回的枪支弹药，曾用棺材、花轿伪装后暂存于此。

“当年军阀田颂尧苛政猛于虎，‘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民谣，道尽了百姓的绝境。”村里的老党员指着墙上的史料展板，讲述起升保起义的始末。1932年，张友民作为南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串联群众，还安排党员打入保安团、组建游击大队 。原定11月30日的起义因计划泄露，紧急提前至11月25日——当晚二更天，白鼎山总指挥部的信号灯亮起，汪治国带领突击队击毙门岗打响第一枪，数千农协会员如潮水般冲向升钟寺区公所，一夜缴获枪械180余支，公审枪决了作恶多端的区长杜廷直。次日在铁炉寺会师时，“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帜首次升起，张友民任总指挥，革命烽火迅速席卷周边五县。

起义失败后，更多无名英雄的故事在村里流传。老党员杨卫东讲起外公张濂溪的传奇：这位参加起义的革命者，战后隐姓埋名办学，领导“猫尔跳”地下交通站转运重要领导人，还曾担任苍昭剑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与党组织失联后，他始终珍藏着党徽，毕生节俭攒下的“巨款”，在1975年临终前悉数捐给医院救济穷人，遗书里那句“决不要通知家人取款”，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而在红军洞的石壁上，当年起义军打磨兵器的痕迹清晰可辨，村支书指着洞外山路说：“女游击队员张翠兰被捕后遭凌迟仍宁死不屈，蒲殿明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记着他们的忠魂。”

正说着，一群身着迷彩服的学生列队走过，他们是来自南充一中附小的研学团队。如今的红军村，已成为川北红色研学的核心站点，串联进南部县“定水—升钟湖”红色研学线路中，打造出“行走的课堂” 。在升保起义纪念园，学生们在19.32米高的纪念碑前敬献花篮、默哀鞠躬，纪念碑基宽11米、基座宽25米的尺寸，正是为铭记1932年11月25日这个特殊日子。陈列馆内，讲解员指着“牛耳炮”残骸介绍：“这是张友民在红军洞‘兵工厂’赶制的武器，大家可以摸一摸石壁上的凿痕，感受当年的艰辛。”

研学课程里，“沉浸式体验”是最大特色。学生们跟着村民学做“忆苦思甜餐”，在玉米糊与野菜团子的滋味中体会先辈不易；穿上仿制军装重走“长征路”，在山林间模拟“支援前线”的运输任务；还能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拓画，将升钟湖的山水与红色记忆一同定格。红色文化广场上，研学师生与村民一同开展“红色家书诵读会”，当读到张濂溪“把一切献给国家”的遗书时，现场响起久久的沉默。村支书说：“今年已有上百个团队来研学，最多时一天接待800多人，红色故事就这样在讲解与体验中活了过来。”

午后的阳光斜照进“兴隆农家”，老板娘端上刚出锅的升钟湖鱼鲜，笑着说：“研学火了，农家乐旺季一桌难求！”窗外，脆李、花椒产业园连成绿色海洋，晚熟柑橘挂满枝头——这正是先烈们“让穷人过好日子”的愿景。离村时回望，飞蛾树的影子拉得很长，纪念碑与研学队伍的身影在暮色中交融。

村口水牌上的文字格外醒目：“红色历史是根，研学传承是桥”。这场秋日乡行终会落幕，但那些藏在树影里的坚守、写在遗书中的赤诚，正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研学足迹，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