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捐赠风波，庞家137件国宝文物背后的真相

作者 | 燕梳楼

首先我得澄清一下，南京博物院虽然在南京，但南京管不着。

所以这屎盆子不能扣南京头上。事实上南京博物院是副厅级事业编单位，财政拨款养着。

放眼全国3000多家博物馆，敢称“院”的有几家？故宫博物院、西安博物院，接下来就是南京博物院了，所以它是中国三大博物院之一。

前身为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看清楚：是中央地方共建。

正是因为级别之高、规模之大，所以庞家遭遇才令人唏嘘。怀着一片赤忱，把家传的137件国宝级文物捐赠给了南博，最后竟然被构陷为“家族败落卖画为生”？竟然5件被鉴定为伪作，流落到了拍卖行？

换作谁，谁都受不了。所以看完全过程，真的很心疼庞家，也为他们数代人为了保护和追踪文物下落所付出的努力由衷敬佩。

关于这起事件，相关媒体报道已经很多，网上的讨论也不少，我就不炒冷饭了。今天主要想追问十个问题，希望能给大家讨论提供更多的角度：

第一问：137件文物是怎么捐赠的？

根据庞家回忆，1959年那次改变家族命运的捐赠，并非主动为之，而是南京博物院主动找到庞家，以“院中文物匮乏”为由，请求庞家支持一批文物。这番说辞，与南博“接受无偿捐赠”的荣耀叙事大相径庭。

若属实，这意味着南博扮演了“动员者”角色，是利用庞家的爱国热忱与国家信任，填补自身馆藏短板。然而，当137件“虚斋旧藏”珍品入馆后，南博是如何对待这份沉甸甸的信任的？

1961年即以“伪作”之名开始质疑，1964年再度鉴定为假，却在长达66年间对捐赠人秘而不宣。这不禁令人怀疑，两次鉴定的初心，就是以后方便“处置”？

第二问：两次鉴定权威性如何认定？

正常逻辑，捐赠前就应该对所捐文物进行鉴定，以便登记造册，而不是时隔2年之后才进行。而南博此后的两次鉴定，第一次的鉴定三位专家张珩、韩慎先、谢稚柳是文化部指定专家，尚可采信。而第二次却让人不解了。

1961年11月，张珩、韩慎先、谢稚柳三位专家鉴定后意见

第二次鉴定三人组署名为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后两人被证实仅是“文物征集员”，并非书画鉴定专家。让一个征集员判定国家一级文物真伪，如同让门卫兼任主刀医师，其专业性严肃性何在？

第三问：专家水平比顶级藏家庞莱臣还高吗？

庞莱臣的收藏地位，在业界有公论。他与北方张伯驹并称“南庞北张”，其“虚斋”藏品之精，曾让张大千、吴湖帆等大师叹为观止。对于仇英的《江南春》画卷更是喜爱，被他盖了12枚收藏印。

正是这件画作，被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点名“非要不可“的珍品，但到了南博怎么就成了赝品？这样一位以严谨著称的顶级藏家，会一次性将5件伪作当作珍宝捐赠？这在逻辑上很难说通。

更可疑的是，有书画爱好者查了三人整理成册的记录，没有发现关于这幅画的鉴定记录。

第四问：捐赠者有没有知情权？

从1964年鉴定为“伪作”，到2025年庞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才得以知晓，66年间，南博从未主动告知庞家任何信息。这种沉默，是对捐赠人法定知情权的公然侵犯。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规定，对剔除藏品的处理需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并造具清单。但南博既无批文公示，也无清单告知，更未征求捐赠人意见。庞叔令的母亲正是因为长期追问无果，2018年气愤引发心脏病去世。

1997年5月8日，被认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图卷退出南京博物院馆藏记录(受访者供图)

一条人命，换不来一纸说明，南博的傲慢确实让人不解。法学界共识是，捐赠合同成立后，受赠方对捐赠物有妥善保管与信息披露义务。即便藏品确为伪作，按《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应第一时间通知捐赠人协商处理，并优先收回。

第五问：是“划拨调剂”还是监守自盗？

南博称，1997年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5幅"伪作"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以6800元售出。这个说辞漏洞百出。首先，从1964年鉴定到1997年处置，间隔33年，远超“及时处理”的要求。

其次，所谓“江苏省文物总店”是市场化企业，将处理品拨交企业出售，是否符合“划拨调剂”给国有文博机构的原意？从仿品6800元，到真品拍卖起价8800万元，究竟谁在说谎？

原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显示，《仿仇英山水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顾客”以6800元价格购买。（受访者供图）

第六问：艺兰斋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艺兰斋1996年成立，创办人是陆挺和丁蔚文。2001年陆挺以6800元从文物总体购得《江南春》卷，宣称“只进不出”，为何陆挺去世后这幅画马上就登上拍卖行，而且以8800万的起拍价出售？

已故鉴定大家杨仁恺多次到访艺兰斋，对《江南春》给予极高评价。这说明，艺兰斋一直将该作视为真品展示与宣传。更可疑的是，当庞家多次追问文物去向时，南博从未提及艺兰斋收藏记录。

第七问：借画不还是不是真实存在？

1963年，南博征集员徐沄湫向庞家“借走”吴镇《松泉图》与吴历《仿古山水册页》，承诺三个月后归还，结果有去无回。1978年的藏品简目显示，这两幅画被登记为“捐赠”，捐赠人“陶白”而非庞家。

这种随意篡改档案的行为，说明南博的管理混乱并非一日之寒。现在我担心的是，南博除了庞家丢失了5件文物，其它还有没有丢失？另外4件去了哪儿？有没有可能存在“以赝换真”的可能？

第八问：姚迁之死是孤案还是另有隐情？

公开的说法是，姚迁因捍卫文物主权而死，他的悲剧让人对南博的管理层产生复杂情感。一方面，我们不能冤枉任何一位可能为保护文物鞠躬尽瘁的好人；另一方面，姚迁任内对庞家的冷漠、对借画登记的造假，又显示其并非完人。

我想问的是，姚迁之死，是否与从庞家借的2幅画要不回来有关？但1984年姚迁自杀后，南博并未进行系统性反思。今日“伪作”风波与当年“借画不还”风波，本质都是权力失控的产物。

第九问：圈内是否存在以赝换真的潜规则？

我查了一下资料，承德李海涛案、广州萧元案，都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文博系统“以赝换真”已成为“行业公知的潜规则”。李海涛用赝品替换259件文物，其中4件一级文物；萧元调包143幅真迹，还发现“前人已掉包留下的赝品”。

这种“连环套”式的监守自盗，说明管理漏洞已非个案，而是生态性病变。而南博的“伪作”处置流程，与这些案件高度吻合：先鉴定为假，再低价处理，最后流入市场高价变现。

第十问：如何挽救文博系统的公信力？

南博作为国家级文博机构，其公信力不仅建立在丰富的馆藏之上，更建立在严谨的学术操守和透明的管理制度之上。

面对这起悬案，南博不应再以“伪作”为由搪塞，而应拿出足够的证据和诚意，向公众和庞家后人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损害的将不仅是南博的声誉，更是整个中国文博事业的根基。

庞家两代人，从庞增和到庞叔令，为了追查这批文物的下落，历经半个多世纪，屡屡碰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的坚持，不仅是为了维护家族的权益，更是为了守护历史的真相。

文物是沉默的，但它见证着时代的善恶美丑。

而信任更像花瓶，碎了就很难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