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国土相册：山河虽破，人心不灭；影像所至，皆为吾土！

1937年，战火席卷全中国，山河破碎，寸土寸血。人们无法亲临名山大川，却依然渴望看见祖国的模样。于是，从专业摄影师到普通民众，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都举起相机，跋涉千里，将壮丽山河定格在胶片上。这些影像被送往全国各地，由报刊杂志刊登、读者投稿补充、民众传阅珍藏。每一张照片都成为拼图，每一个读者都成为编者，共同在烽火中构筑起一部属于全民族的“国土相册”。

庐山云雾、钱塘潮涌、北平秋色……正如电影《南京照相馆》里，主角团翻动相册“日行千里”的动人一幕，抗战时期的中国人传阅这些影像时，他们不仅在观看风景，更是在参与一场无声的抗战——用共同记忆，重建精神上的完整河山。

山河入画

烽火中的国土影像志

在众多杂志中，《良友》画报与《北洋画报》作为刊登摄影作品较多的媒体，在抗日战争期间以照片的形式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珍贵的记忆，以报刊的形式建立起独特的国土相册。

《良友》画报被誉为“民国第一画报”，1926年2月15日由伍连德在上海创办。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受到战争波及，《良友》画报所在的上海租界对外交通基本中断，被迫缩减实地采编，于是转而整合旧照片资源，推出“纸上旅行”专栏。1937-1939年间，《良友》画报中风光类图文比重明显上升。

在刊登的照片中，国内风景诸如战前拍摄的庐山、北平等地照片，都会配文强调“勿让大好河山沦敌手”。1937年第128期刊登《日本铁蹄下之丰台》，以遭受日军威胁下的北平街景照片为主题，警醒人们保家卫国刻不容缓；忻口战役前期刊登专栏《锦绣河山》，副标题《晋北五台山初冬景色 我游击战士活跃地带》，选取五台山景色照片“豆镇岭类、万山环拱之杨林街、崖下小川、梯形坡地、中台初雪”，以壮丽的五台山风光唤醒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眷恋，激励爱国儿女抗击日寇；1939年第139期刊登《从宜昌到重庆》，展示奇绝的长江三峡与西南风光，让身处东部抗战前线的民众也能一睹大后方的景色，鼓舞抗日信心。

国际风光则涵盖了纽约、巴黎等城市影像，寄寓着“抗战胜利后世界任我行”的美好愿望。1938年第138期刊登《不列颠帝国博览会》，介绍各国展馆风光，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向民众传递建设祖国，自强不息的信念。

为了更好地凝聚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良友》画报专门开辟了“读者互动”专栏，鼓励读者寄送家乡照片，共建国土相册。例如1937年专栏页标题：“举目山河：供你卧游”，上半页登载北平颐和园铜牛照片，配文“此兽犹在，岂容寇盗？”；下半页刊登刚建成即遭炸毁的杭州钱塘江大桥照片，照片标注“暂别无恙”。1938年第9期刊载著名摄影家邵度的《敌机敌舰威胁下之温州》，记录日机轰炸后瓯江沿岸民房倒塌、渔船倾覆的惨状，成为华东沿海受难的代表性影像。除此之外，《良友》画报还在1937年8月创办特刊《战事画刊》，设“平汉线战事特辑”“晋北战事特辑”等专题，面向战区读者征集前线影像，鼓舞抗战热情。

与上海的《良友》画报相呼应的，是著名报人冯武越在1926年天津法租界创立的《北洋画报》，因创刊时由北洋美术印刷所承印而得名。《北洋画报》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知识”为宗旨，是民国时期华北最具影响力的综合画报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洋画报》通过照片的形式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1931年10月10日，《北洋画报》第688期刊登“沈阳市上虎视眈眈之日本兵”“日本盘踞之沈阳城”等照片，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的实况，成为华北地区最早公开日军暴行的视觉证据之一。

1932年《北洋画报》第799期刊登《南山寺石岩中之石佛》，以此为契机，后续第800期、803期、804期等连续多期连载高奇峰（岭南派画家）广西之行的照片，展现桂林山水和当地的风光。冯武越直言登载照片乃是“幸得卧游之乐，不欲独享，亟待此次照片，寄刊北画，俾共欣赏焉”。

影像的源头

镜头下的山河与民族记忆

在抗战的烽火中，当普通民众用照片记录身边风景时，还有一群人用更系统的方式构建着国家的视觉记忆。他们中有肩负考察使命的学者，有自发组织的摄影团队，也有报刊派出的专业记者。尽管身份不同、目的各异，但他们的镜头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用影像守护破碎的国土。

庄学本与孙明经，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4年，庄学本以《良友》《中华》特约记者的身份，踏上长达十年的边疆考察之路。庄学本的摄影之路艰险重重，崇山峻岭的阻隔与极端的气候条件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在穿越岷江峡谷时遭遇余震，山体滑坡频发；渡江仅靠碗口粗的竹篾溜索，人畜悬空滑行，稍有不慎便会坠江殒命。在阿坝至果洛途中，海拔超4000米，冬季积雪不化，夜间气温骤降至零下，庄学本需自带帐篷宿营雪原，清晨被子上常结满碎冰。语言文化隔绝引发的误解屡次让庄学本身陷险境。1938年庄学本从西昌进入大凉山途中，曾两次被当地的奴隶主包围，险些被虏去当“娃子”（奴隶）。初入羌寨时，当地人视相机为“摄魂妖匣”，拒绝拍摄，庄学本连夜冲洗照片赠予对方，这才化解了疑虑。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从四川、青海到云南、甘肃，庄学本的镜头捕捉了西康藏区的辽阔，并以人类学的视角记录下少数民族的生活细节。1941年，他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西康影展”，展出23个县的民族风貌与自然景观，吸引近20万观众。《新民报》称其作品“使边疆不再遥远”，而《良友》画报反复刊登庄学本的影像作品，更成为抗战时期国人心中“完整中国”的象征。

金陵大学教授、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孙明经，则将镜头聚焦于西南大后方的建设图景。1939年，孙明经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肩负起用影像记录战略后方的使命。而与庄学本一样，在此期间，孙明经遭遇了多次危险。深入川康茶马古道时，部分路段坡度达65°，骡马无法通行，只能依靠人力背夫，随行拍摄期间，孙明经常常在湿滑悬崖边操作设备，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多次遭遇土匪的袭击，为了保护胶片，孙明经常将设备藏于行李底层，自己则以身挡险。虽然环境如此恶劣，但孙明经用镜头让民众直观感受到：中国的命脉，仍在跳动。他拍摄的川康公路修筑场景，展现军民劈山开路的壮举；镜头下的雅安银行与市集，见证战时经济的顽强；而康定河水系、白玉森林的照片，则揭示这片土地的资源潜力。尤为珍贵的是，他独自穿越德格、白玉等险地，用电影胶片记录下“茶马古道”的考察历程——这些动态影像与《良友》刊登的静态照片，共同构建起大后方的视觉档案。

除了这些专业考察，民间自发的摄影活动同样贡献卓著。1932年5月，由伍朝枢、叶恭绰等人组成的“五五旅行团”由广州出发，经梧州、贵县到南宁、柳州、桂林等地，沿途拍摄美景。照片除主要收录在叶恭绰出版的《桂游半月记》与刘体志的《美影集》外，其余陆续发表在《旅行杂志》《北洋画报》和《中华摄影杂志》等画报上。

“五五旅行团”的照片使民众对广西的美景和建设成就有了真切认识，极大地激发了爱国热情。钱穆后来回忆，正是这些照片让他对桂林山水“心向往之”：

余慕桂林山水，曾读叶恭绰所为一游记，详记桂林至阳朔一路山水胜景，又附摄影，心向往之。

受到“五五旅行团”的影响，同年9月15日，由《良友》画报隶属的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组织的“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从上海北站出发，开启了历时7个月的旅行摄影。“良友旅行团”以《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任领队，欧阳璞任摄影师，张沅恒担任技术骨干，干事司徒荣负责后勤协调。四人出发时携带“前程万里”横幅，除东北因沦陷区及西南交通限制无法到达外，遍历内地16省，行程超3万里。

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即便是“良友旅行团”这样大名鼎鼎的团队，在西北期间时常也须军警陪同才能安心上路。在甘肃泾川南石窟寺拍摄时，当地派出军警全程监护，因而在如今留下的《南石窟外观》《南石窟魏代造像》两幅照片中，我们得以窥见除旅行团成员外，那位陌生的军人。

“良友旅行团”前后拍摄底片1万余张，涵盖地理风貌、人文遗迹、社会百态等诸多领域。1933年9月起，《良友》画报精选200余幅作品在上海、南京等9城市展出，1934年又出版了巨型画册《中华景象》，被国民政府作为国礼馈赠外宾，并在此基础上编成了专题三册《中国建筑美》《中国雕刻美》与《中国风景美》。领队梁得所著的《猎影记》游记也刊登于《良友》画报。

纵然有千难万险，庄学本、孙明经和“良友旅行团”如西天取经般跨过了“八十一难”，践行了“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山河与兄弟民族，激励抗日保国热情”的志向，用照片记录下了历史，自己也走进了历史。

照片定格的是瞬间也是永恒，透过照片我们得以建立起共同的历史记忆。从庄学本、孙明经的专业考察，到“五五旅行团”“良友旅行团”的民间记录，再到普通百姓寄来的泛黄旧照，这些不同来源的照片在《良友》《北洋画报》以及各种出版物上交汇，最终汇成同一部“国土相册”，在烽火中构筑起一部全民共建的视觉史诗。

在曾经那段因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山河破碎的岁月中，这些照片拍摄的风景组成了国土相册，有了强烈的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全民抗战的意义，在图片前日行千里，铭记祖国大好河山。

山河虽破，人心不灭；影像所至，皆为吾土。

参考资料：

1、周博，韩宾娜：《旅行救国：民国学人对旅行事业的现代性话语构建———从<旅行杂志>的视角评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阮来祥：《纸上旅程：民国时期的国民旅行活动与旅行观念变迁—以<旅行杂志>为中心的考察（1927－1942）》，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3、闫爱华：《民国时期“五五旅行团”的旅行摄影活动》，《美术学报》，2024年第1期。

4、吴果中：《<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长沙：湖南师大学出版社，2007年。

5.赵宏博，石玮：《浅析影像在民族与国家建构中的角色——以孙明经的影像作品为例》，《科技传播》，2020年08月（上）

6.张亮：《抗战时期孙明经的西康摄影：视觉见证与精神凝聚》，《重庆科技报》，2025 年5 月8 日第4 版。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