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他在南昌英勇就义，曾和方志敏、赵醒侬并称为“江西三杰”

“1927年12月26日深夜，你后悔吗？”狱友问。袁玉冰摇头，轻声答：“后悔的不是我，是他们。”不到二十四小时，枪声将在南昌西郊响起，年仅二十八岁的他将以血肉回应这场腥风血雨。

故事若只停留在枪口的一瞬，难免单薄。把时间拨回到1899年，江西泰和，一个贫苦农家的男孩迎着晨雾下田放牛。家里缺粮，他照样读书；冬天结冰，他仍握住毛笔。少年袁玉冰最大的奢望，只是“别再让母亲靠番薯汤充饥”。可时代的洪流不会让任何追光的心安于小愿望。

1919年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昌，省立二中操场上炸开了锅。袁玉冰一把撕掉半生不熟的《四书》手抄本，跳到石凳上吼道：“还在背八股？城门外列强的炮弹都听得见了！”有人说他激进，他干脆写下《二十初度感怀》——“要为世界主人翁”，这句稚气又倔强的话，日后成了他一切行动的注脚。

一年后的元旦，他联络黄道、徐先兆等七位同学，创办“改造社”。本来想叫“鄱阳湖社”，可被同学嘲笑“像渔业公会”，他一拍桌子：“改造社会，何必扭捏！”名称就此定下。九个人凑钱、刻蜡版、送稿件到上海排印，《新江西》在1921年5月1日亮相。纸张粗糙，油墨刺鼻，却像火种一样扩散。

《新江西》办到第三期即遭查封，社员转入地下。袁玉冰没有停笔，他悄悄跑到上海，借用工友的木板房继续写稿。那段日子“白天码字，夜晚啃馒头”，他自嘲是“码字机器”，可稿件一寄出，就被读者抢光。上海《时事新报》感慨：“一个江西青年，让沉闷的江南春天多了火药味。”

1923年初，他奉命回南昌，刚下船就被方志敏、赵醒侬拉去开会。三个人性格迥异：方志敏沉稳，赵醒侬锋利，袁玉冰爱笑却不退让。短短数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相继成立，反对督军李廷玉的请愿游行几乎瘫痪了省城交通。

李廷玉先礼后兵，派人软谈：“袁先生，只要一句话，这事好商量。”袁玉冰嗤笑：“要我闭嘴？门都没有。”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被捕关进军法处。审讯室里他反问：“我既未卖国，也未鱼肉百姓，凭什么坐这里？”八个月监牢，他用裤腰带磨出一支“竹笔”，在破棉絮上写下几十首诗，后来流出狱外，成了南昌青年“传抄本”。

1924年，他远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异国的冰雪没冻住他的热情，倒让他观察到“民族解放与工农运动的共振规律”。一年多后，他提前回国，在上海担任团地委书记。北伐军占领南昌，他随即被任命为江西区委宣传部主任，并兼《红灯》周刊主编。

《红灯》周刊原是1923年创办的小刊物，此时重生。创刊号一万二千字，他一口气写了六千，他说：“再小的烛火，也能照亮井口。”南昌只有十多万人口，《红灯》首期印五千份仍供不应求，邮包被读者堵在码头抢走半数。青年人把它折成三角，塞进棉衣内袋，躲避搜查。

国民党右派的屠刀很快落下。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震动全国。江西主席朱培德下令缉捕“赤化分子”，袁玉冰被迫转移到九江。12月17日，叛徒指路，他在小东门外民宅被捕。拷问从一根烟开始，敌人先递烟又踢凳子，连软带硬。他一句没说，只回敬一句：“革命不是生意，没得谈。”

十天后，刑场上霜雾弥漫。他立正，昂首，喊了三句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工农一定翻身”“中国共产党必胜”。子弹穿过胸膛，他的身体向前扑倒，嘴角竟像在笑。

消息传到上海，工人夜班汽笛长鸣三次致哀；南昌城区，学生在黑板报上写下：“袁玉冰之死，杀不尽的火种。”方志敏得知噩耗，沉默许久，只写下四个字：“血债必偿”。赵醒侬则在日记里用红笔划一道线：“三杰，先去一”。

从改造社的九个学生到影响江西全境的革命火种，用了不到七年。有人统计，他参与创办的进步团体、刊物超过十个，直接发展团、党成员近四百名。数字看似冰冷，却映照着一条清晰脉络：青年启蒙——组织发动——思想宣传——武装斗争，每一步，他都走在最前面。

袁玉冰离开得早，可他留下的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倡议调查、鼓励写作、重视出版、善用演讲，这些后来在中央苏区、在新四军，又一次次被验证。南昌老工人说得直白：“袁主任懂我们，骂人都带着劲。”

今年是他就义后的第九十七个年头，泰和县小竹山上的坟冢依旧寂静。偶尔有老兵前来，烧一壶米酒，放两张早已褪色的《红灯》影印本。纸灰飞起，落在墓碑前的泥土里，像极了当年那抹不肯熄灭的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