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灯光亮到了傍晚，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正在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筹备情况，当说到"三峡移民需要行政区支持"时，邓公沉思片刻后开口："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这句看似简单的表态，背后是对中国西南发展的深谋远虑，当时没人想到，这个提议在12年后落地——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与四川"分家"。

邓小平

而这个决策的根源，既要从四川"大而难管"的历史惯性里找答案，更要放在改革开放和三峡工程的时代背景中去看。

拆成哪两部分？从“设想”到“落地”的12年

邓公提出的“两分法”，核心是按“中心城市”划分：以成都为中心的传统四川区域，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及周边区域。

这个框架并非凭空而来，当时四川的23个地级行政区里，成都和重庆是两个绝对核心：成都背靠川西平原，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心；重庆扼守长江上游，是西南工业重镇。

成都和重庆

但在1985年，重庆还是四川下辖的计划单列市，要让它"独立"，还需要解决行政区划、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此后十余年里，这个设想逐步细化：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移民安置迫在眉睫；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庆直辖方案；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成为继北京、上海、天津后的第四个直辖市，管辖原重庆、万县、涪陵、黔江等地，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多万。

三峡工程图

至此，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四川"格局被打破，中国西南版图上，四川（以成都为中心）和重庆（以重庆为中心）两个省级行政单位正式形成。

为什么要拆？历史惯性让四川"大到难管"

要理解拆分的必要性，得先看看1985年的四川有多"庞大"：57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3个广东）、1.1亿人口（占全国近1/10），下辖23个地级市、221个县。

当时四川干部常说"开会坐不满，文件传不完"——这么大的盘子，管理效率难免打折扣。

四川地形图

而这种"大"，不是一天形成的，从唐宋到新中国，四川的行政版图始终带着"大而统"的基因。

四川的"大版图"雏形，早在宋代就定了调，北宋把川陕路拆成"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称"川峡四路"——这就是"四川"名字的由来，当时这四路管着今四川大部、重庆、贵州北部，甚至陕西南部，奠定了"大四川"的基本框架。

到了元代设"四川行省"，核心区域（四川盆地）的统一性被保留；明清延续这一格局，清代四川省已和近代版图高度接近，连重庆也在其管辖范围内。

民国时期四川省

民国时期，四川更是中国"第一大省"，抗战时作为"大后方"，接纳了大量工厂、学校，行政版图进一步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短暂被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署区，但1952年又合并为四川省，1954年重庆（当时是中央直辖市）也划归四川，让四川的规模再上一个台阶。

地势上，四川盆地像个"聚宝盆"——地势平坦、水系发达，古代靠水路就能连通各地，这里农业发达，自古有"天府之国"之称，人口密集，这种"内部好连通"的特点，让古代政权很容易在此建立统一行政体系。

从古代到近代，四川的"大"始终和国家战略绑定。

四川盆地

古代，四川是"西南屏障"，汉代通过控制四川，稳住了对西南夷的管辖；唐宋时，这里是对抗吐蕃、南诏的前线，必须集中资源才能防御。

近代更明显：抗战时期，四川（含重庆）提供了全国30%的兵源、50%的粮食，若不是"大行政区"的统筹能力，根本扛不起"大后方"的重任；三线建设时期（1960-1970年代），四川是核心区域，成都的军工、重庆的机械、攀枝花的钢铁，需要统一调配，"大四川"的框架成了资源整合的基础。

但到了1978年后，这种"大"开始成了负担：1.1亿人口的省，政策难落地，成都和重庆的发展需求不同，资源分配容易顾此失彼，拆分，已然成了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川

现实倒逼：三峡工程和经济发展"必须拆"

如果说历史惯性让四川"该拆"，那现实需求就是"不得不拆"的直接推力，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件事：三峡工程移民，和区域经济转型。

三峡工程的坝高确定后，移民成了最大难题：整个库区要搬迁130万人，其中85%（约110万）集中在原四川东部（今重庆、万县、涪陵）。

这些移民不是简单"搬家"，更关键的是要能安稳扎根，并实现增收致富。

三峡移民

当时的重庆是西南工业重镇，有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基础，还有高校、科研院所提供智力支持。把这些地区划出来，以重庆为中心成立行政区，才能集中力量搞移民安置：建新房、修公路、办工厂，让移民有房住、有活干。

李鹏在汇报时就说："有了大城市（重庆），有工业基础和智力支援，才便于发展经济。"

邓公的表态，正是抓住了这个核心——用行政调整解决工程难题。

李鹏

改革开放后，四川的经济瓶颈越来越明显，作为老三线核心区，传统工业占比高，转型慢；同时还要兼顾盆地、高原、山地等不同区域的发展，精力被分散。

拆分后，两地能各展所长：四川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成都平原经济，同时扶持川西、川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凉山的脱贫、甘孜的旅游）；重庆则能发挥工业和航运优势，对接长江经济带，带动周边发展。

就像当时干部说的："以前是一只手抓两个拳头，现在可以'两只手各抓一个'，都能发力。"

2020年重庆与成都ＧＤＰ

拆分后30年：从"分家"到"共富"的双赢

从1997年重庆直辖至今，28年过去了，当年的决策已被证明是远见卓识。

四川成了西部经济"领头羊"：2024年GDP突破6.7万亿元，成都跻身新一线城市前列，同时甘孜、阿坝的旅游、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凉山州也实现了全面脱贫。

重庆则成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全国领先，三峡库区早已旧貌换新颜——移民新村成了美丽乡村，万州港成了长江重要港口，当年的移民大多过上了好日子。

成都和重庆

更重要的是，两地从"分家"走向了"协同"：成渝双城经济圈成了国家战略，成都的科创、重庆的制造互补；高铁1小时直达，人才、资金、技术自由流动。

回望1985年邓公的提议，这不是简单的"拆分"，而是用行政调整适应时代发展——既解决了眼前的难题（三峡移民），又铺好了长远的路（区域发展） ，这正是中国改革的智慧：立足现实，谋划未来。

信息来源：七一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