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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山西解放后，追查刘胡兰烈士遇害凶手的行动，并不顺利。

不止是找到人、抓到人那么简单，凶手的逃亡、伪装、叛徒的隐匿，让整个案件一波三折。

逃亡与伪装：“大胡子”消失了

1947年，刘胡兰烈士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杀害，执行者之一，叫张全宝。

他在村里身形魁梧，留着一脸大胡子，大家都叫他“大胡子张”。

解放前后，地方政权更替快，追捕网还没完全织好，张全宝已经溜掉，他很清楚自己会被盯上。

第一步，他剃掉了那撮显眼的大胡子，剃须不是简单的个人爱好，而是抹掉群众记忆里的特征。

第二步，他去掉了脸上的一个肉瘤，这个细节在后来审讯笔录里被证实。这意味着他提前考虑到“外貌识别”这一关。

第三步，他离开原籍，换名换地生活。

在1949年山西全境解放后，文水县公安部门有过一次大规模清查，重点针对曾参与镇压共产党武装、迫害群众的人。

但张全宝当时不在名单上，信息来自村干部和群众的回忆，外貌特征一旦被抹掉，追查难度骤增。

他不是完全消失，而是混入了另一个县的劳工群体中。那几年，全国范围都在恢复生产，流动人口多，登记制度还在建立中，他利用了这个制度空隙。

这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智慧，而是对时局的敏感把握，知道公安还没形成全覆盖的侦控网络。

这段时间，案件在文水县的档案上几乎是“静止”的。

新政权的工作重点是土地改革、剿匪和恢复经济，刘胡兰烈士案只是几十个悬案之一。可这种沉寂，不代表群众忘了。

暴露与抓捕：一次偶然的识破

转折出现在1951年春天。张全宝所在的工地，有老乡来卖杂货，一个中年人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问一句：“你是不是文水人？”张全宝反应激烈，扭头就走。

这个细节，当时的《山西日报》曾有报道，过度的躲避反而引起了怀疑。

那位老乡回去后，把见到的情况告诉了当地公安。公安部门开始悄悄核查工地的工人名单，很快发现有人身份不明。

再一对比照片，特征吻合，虽然没胡子，但眼神、身形与当年村民描述一致。

抓捕行动很快展开，是在夜间宿舍进行的。据当时参与的公安干警回忆，张全宝被控制时，第一反应是喊冤，说自己是“受命行事”，并试图推脱到“上级命令”。

审讯中，他承认了参与捆绑刘胡兰的全过程，还供出另一人侯雨寅。

侯雨寅比张全宝更谨慎。他在解放初期加入了一个地方互助组，以勤劳、会修农具的形象掩盖身份。

可随着张全宝的落网，公安的线索网迅速收紧。同年夏天，侯雨寅在文水附近被捕，他身上带着一把改造过的短刀，这是当年押解烈士时使用的武器之一。

这两人的到案，不只是抓住了直接行凶者，也让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

因为他们供出的细节，指向了更复杂的幕后线索：“有人提前告诉我们，谁会来开会，在哪抓。” 这意味着，案子不仅是武装杀害，还有内线出卖。

到1951年6月，两人在法律程序走完后被处决。执行地就在文水县城外，现场群众很多，很多人是专程从云周西村赶来的。

在场的人说，这是等了四年的一刻，可这只是正义的一部分，叛徒还在外面。

追查叛徒：一个名字的浮出

张全宝、侯雨寅被处决，云周西村的人松了一口气，可留心的人都知道，案子还没到头。

他们的供词反复提到“有人提前放风”，说当晚抓捕的时间、地点，是事先有人通知的。

如果没有这道“暗线”，地方武装很难在夜间一次抓到这么多骨干。

公安部门起初把怀疑锁在石三槐身上，他是本地一个有过复杂经历的人，曾被俘、又很快释放。

这种反常的经历，在当时就让人觉得蹊跷。调查组查了石三槐案发当天的动向，却发现他在刘胡兰遇害前几天已经被清算，时间对不上，这条线索卡住了。

悬案在案卷里搁着，可有人不甘心，烈士亲属之一的陈德邻，就是这个案子的“民间推动者”。

他亲眼看着村里的党员、妇女被抓，记得每一张面孔、每一声哭喊。他认定，还有一个活着的叛徒，藏在村里甚至继续担任职务。

陈德邻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他不是公安，没有权力翻卷宗，只能靠走访。他挨家挨户问，当晚谁去过县里，谁见过外人。

很多人不愿多说，怕惹麻烦，但有一次，一个年长的妇女在闲聊中透露：“那天傍晚，石五则刚从县里回来，晚上就有人来抓人。”

这句话，让陈德邻的心猛地一沉，石五则是村干部，能在县城与地方保甲长、国民党武装接触，又能自由进出各家。

村干部的身份，本应是保护群众的盾牌，可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成为刺向同胞的刀。

陈德邻把怀疑写成材料交到公安手里，可那时的法律程序，需要证据，而不是怀疑。

石五则继续在村里活动，他的日子看似风平浪静。这种表面的平静，背后是多年积压的愤怒和疑问。

到1958年，文水县群众举报历史悬案的风气渐起。陈德邻和几位烈士家属联名递交检举书，点名石五则，详细写了案发前后他的行踪。

检举材料从村一级层层递到县公安局，再到地委政法委员会。这个名字，终于被重新放到侦查桌面上。

最终清算：石五则落网

1959年，公安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历史重大悬案的专项清理。石五则案被列为重点，一支联合专案组进驻文水县。

专案组的工作方式很细，先查村干部的任职记录，再对照案发当天的保甲册、出入记录，每一份旧档案都要一页一页翻。

调查员还追查到了几位当年的地方武装旧部，这些人有的已经在劳改营服刑，有的在乡下务农。

面对公安的讯问，他们开始时含糊其辞，但随着调查推进，有人承认，是石五则带着保甲长去指认人，亲口说“就在这个屋子里”。这句话成了整条证据链的关键一环。

更重要的是，调查员找到了另一份证词，来自当年参与押解烈士的武装成员。

他说，抓捕那天，石五则提前告诉他们谁是“骨干”，让他们先绑起来。这种细节，不可能是外人凭空知道的，石五则的叛徒身份，被牢牢钉在案卷上。

1962年底，公安在一个冬夜将他拘捕，抓捕过程没有惊心动魄的搏斗，他被带走时很平静，甚至还有点讥讽地笑。这种笑，被很多在场的人记了一辈子。

审讯开始后，石五则先是否认，反复强调自己是“奉命办事”。可当证人一一出现，当年的保甲长、旧部、押解者站在他面前，他的眼神开始闪烁。

公安出示当年的保甲册和笔录，他彻底沉默。

庭审在文水县县城进行，很多群众提前赶来，法庭里外都挤满了人。这是一次公开审理，也是一次多年等待的清算。

判决书宣读死刑，缓期执行，1963年2月14日，刑期执行，石五则被押赴刑场。

至此，刘胡兰烈士案的全部直接责任人，包括张全宝、侯雨寅、石五则，以及其他帮凶张生儿、石喜玉等，全部受到法律制裁。

张生儿被判长期劳改，石喜玉在劳改中病亡，村里的老人说，只有这一天，才算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这场追查，从1947年到1963年，整整16年，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反复和波折。群众的记忆，是破案的起点；公安的坚持，是案件能走到终点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不仅是法律的力量，还有一种来自普通人的执念，哪怕等十几年，也要让真相站出来。

参考资料

《山西日报》1951年6月刊：《文水县公安机关缉拿刘胡兰案主要凶犯经过》

人民网资料频道：《刘胡兰烈士生平及案件侦破纪实》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文水县志·公安司法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