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一百多年的避暑天堂，没想到却热上了热搜

极为罕见的高温，令青岛成为当下的焦点。据当地媒体半岛网报道，7月6日“记者通过温度计实地测试，下午3时许，海尔路南侧局部路段，地表温度显示45℃以上。”

但青岛本来是一处与夏日酷热相反的所在。因为纬度、地形、近海气候等多方面原因，青岛早就是中国名声在外的避暑胜地，夏季来此纳凉的文人墨客百余年里数不胜数。2023年，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3避暑旅游优选地”二十城名单上，山东只有青岛和烟台唯二入选。

青岛八大关风景区。图据：视觉中国

那些曾经交口称赞青岛为避暑天堂的知名作家们，若是穿越至今，不知作何感想。

西人避暑咸集于斯

青岛常年的夏无酷暑，得益于海洋的调节。因为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且濒临黄海，因此海洋性气候特征明显：冬有暖流影响，风大雪大气温却不会太低；夏有凉风鼓荡，虽然湿度较大却无酷热炙人。1912年中德合编的《青岛全书》里说：“此地背山面海，气候温和，海临其南，虽夏日之炎炎，不敌海风之拂拂。凉生轩户，清送花香，浴海水而披襟，步山阴而却扇，西人避暑咸集于斯。”

从开埠以来，青岛很快成为避暑的好选择。1904年，德国人修建的麦克伦堡疗养院在崂山南九水建成开放。每年来此休养的欧洲游客超过1000名，疗养院常因客满而不得不谢绝长租。更因为这所疗养院的落成，青岛有了全国最早之一的公路和汽车站。

明信片上的麦克伦堡疗养院

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作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宣战，第一时间派兵进入青岛。1914年9月18日下午，大势已去的德军开始放火焚烧疗养院。史料记载，“战火彻底毁坏了美丽的避暑夏宫。”

这所疗养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十年，但青岛避暑胜地的名声却已传开。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修建了太平山、太平角、太平湾一带的别墅区。时人记载：“太平角为颐养区之中心，西人避暑，皆集于此。避暑别墅，比比皆是。其他林木成荫，一碧无际，所以马路均隐藏于绿叶丛中。”

民国时期的青岛

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记录青岛开发最初的三十年（1897-1927）的历史，也是青岛开埠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书中记载：“青岛气候温和，风光明媚，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而现代气象资料显示，自1898年至2015年，一百余年里青岛的极端高温为2002年7月15日的38.9°C，此外全年最热的8月，平均气温也不过25.3°C。

与一众城市相比，青岛确实是避暑的好去处。

老舍、郁达夫们的避暑天堂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从北洋军阀手中接收青岛，改旧胶澳商埠为直属行政院的青岛特别市，成为继南京、上海、北平、天津之后的第五个特别市。次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经过六年的筹建后正式成立，蔡元培为大学题写校名。

此时的青岛，不仅是一座以工商贸易和旅游度假闻名的都市，更是许多文化名人眼中远离战火的“文化宝岛”。 1930年4月就任青岛大学校长后，杨振声去上海物色师资时，就拿景色来诱惑梁实秋和闻一多。“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

闻一多、梁实秋来青大之后，其新月社诸同仁赵太侔、沈从文、孙大雨、陈梦家等也前后来此，当时学界即有“新月派主持青大”之说。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国立山东大学之后，前来青岛避暑的文人更是纷至沓来。

1933年，诗人汪静之来到青岛，任教于青岛市立中学。汪静之的女儿汪晴说：“和杭州酷热的夏季比较起来，青岛的夏天简直像天堂，海风习习，气候凉爽；风景也特别优美，我父亲和小姨夫卢叔桓体会到了青岛的舒适宜人，就邀请郁达夫1934年暑假到青岛来避暑，正好我父亲有事到上海去，就和郁达夫、王映霞、阳春（郁飞的小名）一起从上海乘船到青岛。”

郁达夫与王映霞

1934年7月13日，郁达夫一行抵达青岛。在日记里，郁达夫写到：“7月13日，午后一时入港……青岛果然是凉……气候似新秋。”从7月13日到8月11日离开，郁达夫把近一个月的日记汇编为《避暑地日记》，其中多记当时凉爽气候。

1934年8月，老舍在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写《避暑》一文：“……中国人也讲究避暑。北平的西山，青岛，和其他的地方，都和洋钱有同样的响声。”9月，老舍举家迁往青岛，任山东大学国文系教授。

一年后，他写《暑避》一文：“有福之人，散处四方，夏日炎热，聚于青岛，是谓避暑。无福之人，蛰居一隅，寒暑不侵，死不动窝；幸在青岛，暑气欠猛，随着享福，是谓暑避。”

青岛老舍故居，如今也是“骆驼祥子博物馆”。图据：视觉中国

这篇《暑避》，发表在青岛《民报》每周一期的副刊《避暑录话》上。在戏剧家洪深执笔的发刊辞里，写到：

“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偶而有若干相识的人，聚集在青岛；为：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十二人。

他们的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时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有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

然而他们都对人说着：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

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

所以这里所‘录’的，只是些‘避暑’的话！”

……

《避暑录话》发刊词

处处提到“避暑”，也是紧扣主题。发刊词中，三个逐渐加大字号的“避暑”字样以及感叹号的使用更是醒目。十二人中，老舍和王统照是最重要的主将；刘西蒙为《民报》的编辑，杜宇则为总编辑。如此排版，将“避暑”关键词刻意凸显出来，可见“避暑”意味之深。

文学研究者李莹认为，虽然仅出刊十期，但以《避暑录话》为切口，可以梳理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各路作家缘何选择青岛作为“避暑”之地，“也可以探究他们在青岛如何与主流文坛既疏离又不断地关联和互动中，沉淀、调整、修复、甚至改变各自的创作理路、文学理想与职业选择。”

充满诱惑的夏天

不像上述作家们意有所指，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倪锡英在写《青岛》一书时，所言的避暑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避暑。

倪锡英是倪瓒的21世孙，而倪瓒是与黄公望、王蒙、吴镇齐名“元四家”的元代一流画家。虽然倪锡英只活了31岁，但撰写了《北平》《南京》《青岛》等九本“都市地理小丛书”系列，为中国地理散文创作留下了接地气的一笔。

在《青岛》中，倪锡英写到：

与同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人们不惜用“人间天堂”和“凄苦地狱”的比照，来感叹青岛充满诱惑的夏天：在数十年来所未有的空前炎热的今夏，青岛的气候，还经常保持着华氏八十度（26.67摄氏度）左右的纪录，加上这样的美丽风景，假如别处是凄苦的地狱，这里简直是人间天堂。人们总是聪明的，所以各地的中外阔人们都喊着“到青岛去！”而踵趾相接来青岛避暑了。

《青岛》书影

1935年1月16日，有记者采访蔡元培，问他“先生对于中国的避暑区，认为哪一个地方顶好？”蔡元培回答：“还是青岛好……青岛的好处，是有山有海。青岛又是一个都市，有山水的乐趣，又有都市的方便，这是其他避暑的地方不能比较的。另外，青岛还有大学，到图书馆去参考，也是很方便的。”

这一年盛夏，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女作家苏雪林遭遇奇热，于是意欲外出“逃热”。本来首选是上海，但当年上海同样酷热，于是“……便选取了青岛做我们逃热的目标之地。”7月底，苏雪林和丈夫抵达青岛，住在福山路二号。

福山路二号，后来成了苏雪林《岛居漫兴》中一篇散文的题目。她旅居青岛不过二十余日，却写下了二十多篇十几万字赞美此地的文章，在三十年代客居青岛的作家中字数堪称第一。

福山路2号，苏雪林曾在这里小住。图据：视觉中国

不仅仅只有作家称赞青岛的避暑。1937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携家带口从天津乘船至青岛，再从青岛转乘火车南下避难。将近二十年后的1956年7月，梁思成再来青岛参加全国城市工作座谈会。在为“中国建筑学会专题学术讨论会的报告”《青岛》所作的序中，梁思成评价：“青岛是山东半岛黄海岸上的一个名城，是避暑胜地，是海运良港，是国防重地，是海洋化学和海洋生物研究的中心。”“避暑胜地”排在一堆定语的首位。

故地重游的还有汪静之，他也在同年夏天随中国作协作家参观团来到青岛。此时已经不同以往，比如文登路上司徒雷登的避暑别墅已被改为“文化部青岛休养所”，接待了臧克家、沈从文、张天翼、巴金等大量来青岛疗养的作家学者。八大关的三百多处公房，更是被整体划归为疗养区。屋舍旧貌改新颜，用途却不变，仍然为避暑。

人生数十年倏忽而过，在青岛赞颂过凉意的众多作家文人，谁也想不到避暑竟有反转的一天。

文/启凌 编辑 袁诗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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