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刀光影——1937年，北平陷落与众生抉择

北平沦陷八年。期间，城内信息断绝、人鬼杂居，如同一只巨大的牢笼，因此也被称为“笼城”。生活在笼城内的芸芸众生，日日都面临着“生”与“死”、“拒”或“降”的抉择，却因为巨大的羞耻感而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如今，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四世同堂》等文学作品，才能去回望那段岁月。

《四世同堂》的时间线是抗战全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具体的描写，连一株花草都是真实的。老舍身在重庆，心却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北平城里的小羊圈胡同，他在抗战时期，仍坚持写这部小说，就是要替北平老百姓发声：忍辱偷生会死；鼓起勇气反抗的，反倒可能有生路。

今天，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撷取《四世同堂》中的若干描写，结合史实，还原文字背后的真实，也向那些不屈的傲骨致敬。

“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侮，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啦，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了！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地流着，积水潭、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地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

“我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

——《四世同堂》

沦陷日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四世同堂》开篇第一句，老舍就抛出悬疑：老太爷的八十大寿究竟有没有庆贺成功？

对于身处“上帝视角”的读者来说，这个疑问毫无悬念，小说从第26页就进入了正题：“天很热，而全国人民的心都凉了，北平沦陷”。

今天的读者自然知道，1937年日寇来了，占领北平长达8年，但对身陷其中的老百姓，甚至起笔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老舍来说，仗要打多久？甚至中国能不能胜？都还是未知数。

七七事变时，很多北平市民跟祁老爷子差不多，家庭观念重于国家观念。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想的是，咱们还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别惹事，反正天下早晚有太平的时候！

祁老爷子应对战乱的准备，也不过是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再存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消极避祸。

张北海是29军军官后裔，他在小说《侠隐》中描写北平沦陷前的几天：“大清早儿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

他曾谈到这种描写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纪，北京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日本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皇城根下的这种“稳顺”，从7月7日一直保持到7月29日——北平沦陷日。

1937年7月28日，日军6万余人完成集结，朝驻守在北平的军队发起攻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相继战死，南苑失守。

在城里，人们只听到枪炮声，谁胜谁负并没有可靠消息。

下午1时，广播里传来安抚人心的假消息，说我方已收复廊坊、丰台。人们在狂喜中奔走相告，报纸上更把哪个将领如何指挥，日本司令因失败自杀等细节，说得有鼻子有眼。黄昏时，炮声逼近城根，人们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拉洋车的车夫对记者说：“这就是我们的炮，一炮打死一百小日本。”

晚上，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和葱，用来防备夜里敌人飞机放毒气。至此，人们才开始慌了。

29日清晨，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度过了难熬的一夜，枪炮声彻夜未停。

一些胆子比较大的，赶到城墙下，想看看战况究竟如何。奇怪的是，往日紧闭的城门此刻洞开，四周一片静悄悄，不见中国守军一兵一卒。

借住在西单牌楼左近的朱自清，一早出去买报，本该繁华的西长安街上，“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也沉着脸不说话”。

惶惑的北平人被各种谣言包围着：乐观的谣言，认为29军打了大胜仗，事变马上就会结束；高度恐慌的谣言，说日本人会进来屠城。《申报》记载，“一些小市民为着谣言迷惑起来，大批的搬家，在街上乱跑，没有目的沿着马路的两旁奔驰”。

朱自清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友人还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地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地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

朱自清相信，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即便到了29日，他们仍未意识到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沦陷，就这样在大喜大悲中拉开了帷幕。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不信29军会弃守北平，他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前往军营一探究竟。营房里，早已没有一个官兵的影子。

在清华，潘光旦是大家公认的硬汉。他年少时就遭遇了截肢，凭着顽强的意志完成学业，并顺利地拿到了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毕业文凭。他的弟子、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之刚”。

可是，这一天，潘光旦在军营里失声痛哭。回校后，潘光旦遇见一同留美的好友梁实秋，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默默流泪。

岁数稍大的北平市民不免想起庚子国难，他们一声长叹，机械性地关门闭户，习惯性地躲避兵祸。许多普通市民都认为，日本人拿够了，抢足了，自会撤兵。多则半年，少则一月，北平城还是北平城。

易帜

1937年7月31日，宛平城门处，一名举着白旗的中国士兵在传递双方谈判信件。

噩梦从“易帜”开始，一天比一天更坏。

为了寻求庇护，沦陷当天，燕京大学第一次升起美国国旗。燕大校友感叹道：“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当灿烂的美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史学家邓之诚在去西郊的路上，看到有些人家门口悬挂着日本旗，或在门前画个红圈以示“顺民”，不由发出了“怒其不争”的感叹。

书斋中的邓之诚有所不知，平津两地已为挂日本旗发生了诸多惨剧：有的因为不挂日旗，家破人亡；有的因为旗子不合样式而遭逮捕，永无下落；有的门前悬挂日旗，户内阖家痛哭。

8月8日，立秋，微雨。在29军撤出后的第十天，日军浩浩荡荡地进城了。女诗人叶嘉莹当年13岁，她在影片《掬水月在手》中回忆道：“日本进城是从前门进来的，是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在长安街上，常常有日本的军车、吉普车，飞快地跑过去，他们在车上唱歌，唱《支那之夜》等占领者的歌曲。（真是）‘悲笳哀角不堪听’。”

北平人成了亡国奴。从此，上街必须躲避横冲直撞的日军车，不然一不留神，就做了轮下冤鬼。在茶馆酒肆，一时失言，就会马上被日伪汉奸安上个“反日分子”的头衔。即使在家，也过不得安生日子，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进行盘查。

开学第一天不讲课也不上课。因为学校还来不及印新课本，但是旧课本记着甲午战争，记着日本人的侵略，这是不可以的。叶嘉莹记得，老师要求学生把课本掀开，把某页到某页撕掉，把某页涂掉。

张北海借美国记者罗便丞之口，与战火中的北平告别：“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一切一切，从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日军占领北大后，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沙滩红楼，成为日本宪兵队队部，楼内的地下室也成了许多爱国志士的关押地。

《蒋梦麟自传》中记述：“我碰到一位老学生，在他设法逃出北平到达大后方以前，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据他说，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小说里，避世的钱诗人被投入监牢，人力车夫小崔被斩首，京剧票友小文夫妇死于枪下，祁老太爷的儿子天佑不堪受辱投河自尽，剃头匠孙七被活埋，李四爷被暴打含恨去世。“顺民”是一些老北京在乱世的生存之道，但在日军占领时期，顺民并没有活路。

而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这些汉奸，认定日本人来了，就是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们要抓住机会，做人上人。老舍花了那么多的笔墨刻画这些反派丑角，是希望为全民族提供精神上的镜子。

“去”与“留”

北平沦陷时，老舍虽不在北平，但也遭受了丧亲之痛。

他的岳母、妻子胡絜青的母亲，早年经历过庚子国难，每每讲起这场浩劫都不寒而栗。在她高龄时，听说北平再次被攻陷，急出了脑梗。老人不忍看家国被蹂躏，干脆打翻药碗，宁可绝食而亡。

面对国殇，像老舍岳母这样刚烈的老人并不罕见。陈寅恪85岁的老父亲陈三立(晚清“同光体”诗派领袖)也是在日寇进城后，“见大局如此，忧愤不食而死”。给父亲料理完后事，视网膜脱落亟待手术的陈寅恪，以瞎掉一只眼为代价，果断离开了北平。

平津沦陷的消息传到青岛，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平津流亡学生会”在济南倡议，成立“山东省文化界抗敌协会”，老舍参加了这个协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素来不问政治的老舍，在国难当头之际，选择与敌寇势不两立。

他决心南下投身抗日文艺，但次女刚出生十几天，寡母又在北平，舍身报国，妻儿老小怎么办？胡絜青深明大义，一个人扛下所有，硬是把行李箱塞到老舍手里。11月，老舍孤身一人去了武汉，后来又辗转重庆，成了舍家抗日的楷模。

胡絜青则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沦陷中的北平娘家，从此隐姓埋名，以教书为业，为老人尽孝。她后来回忆说：“这种选择对于我是很痛苦的，每想到老母绝食身亡，丈夫投身抗日，自己又有什么脸面在日寇统治下做事呢？但为了抚养孩子和侍奉老舍八旬老母，也只得忍辱生活。”

一晃五年，料理完婆婆的后事，她才带着三个孩子，偷越日军封锁线，一路走了50多天，与丈夫团聚。1943年末，在重庆北碚的“多鼠斋”，为了满足朋友们的关切和好奇，胡絜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北平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

端阳节买不到红枣粽子，空中听不到鸽哨声，难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馒头……国破家亡中的日常，令人不胜唏嘘。

胡絜青讲，老舍就在一旁静静地听。两三个月过去，朋友们的好奇心淡了，但老舍仍仔细追问。原来，他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小说从1944年夏动笔，至1949年完成，用洋洋百万字描写了小羊圈胡同祁老太爷一家和一众胡同住户的沦陷生活。小说里，几乎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打碎了。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宗旨，但对胡絜青来说，老的老，小的小，北平是虎穴，也得忍。

沦陷八年，“去”或“留”拷问着每个北平家庭。

作家沈从文起初有意与北平城共存亡，后来接到教育部密电，便在8月初随北大、清华一些相熟教师撤离北平，同行的有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朱光潜等，是较早的一批。

滞留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

梁思成、林徽因在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时，便知道安稳日子到头了。次日凌晨，他们叫醒了两个孩子，搀扶着裹小脚儿的母亲，匆匆离开了东总布胡同三号。梁从诫后来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除了“殉国”和“南下”，“留下”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他们不是不想走，而是各有各的无奈。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以△△来指代日本，是以“不书春秋”的隐晦方式进行抗议。

正如电视剧《觉醒年代》所演，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狂飙激进的斗士。为此，在国统区，有些人不满于他的沉默，觉得他该说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在刺刀之下，书生钱玄同能以不做、不说、不写来表示自己的抗争，已经很难了。

对达官显贵、知识精英来说，“走”面临着亲情考验、经济考验，“留”则要经受道德考验。而对大多数百姓来说，北平已是交通中断、信息隔绝的“笼城”，他们无力出逃，只能偷生。

从七七事变到日军进城，有人悲壮离去，有人对侵略者低头，更多的人艰难生存，同心渡劫。北平光复40年后，女导演林汝为作为亲历者，为《四世同堂》写下一曲荡气回肠的主题曲：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