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以巴阿为例，“认知暴力”如何超越战争本身抹杀一个民族？

本文共69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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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詹姆斯·卡隆

编译 | 曹寅聪

编译审核 | 胡可怡

本期编辑 | 朱依林

本期审核 | 江怡

图源：BBC

编者按:战争不仅意味着物理层面的暴力，也伴随对语言、情感与认知的抹除，从而造成“本体性毁灭”。本文核心观点直指当前“反恐战争”学术研究的深层困境：过度聚焦战争事件本身，忽视战争当事方的主体性，将当事方形象完全交由战争定义，“认知暴力”导致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被简化为单一“战争受害者”或“暴力来源”，造成严重的“种族标签化”，并且加剧了战区民众的“本体性毁灭”，抹除了其历史记忆与情感联结。作者詹姆斯·卡隆（James Caron）通过对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诗歌、阿富汗哈扎拉人的田野研究，揭示承受战争苦难的群体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顽强抵抗认知抹除——斯瓦特诗人以“抵抗诗歌”体裁保存战前情感与意象；哈扎拉人吸纳新自由主义制度（如人权话语、教育）的多元资源构建自身愿景，这并非与帝国“共谋”，而是在历史夹缝中利用可用资源、寻求摆脱压迫循环的生存与重塑策略。本文深意在于，在战争的“物质暴力”之外，“认知暴力”同样具备危害性，对战争的批评不应沦为新的话语垄断，学术研究应避免沦为权力话语延伸。基于此，作者呼吁打破“要么支持、要么反对”“我们vs恐怖分子”“地狱vs非地狱”的二元对立，将目光投向战争阴影下普通人的“情感史”、当地社群的长时段历史脉络及其为保存自我认知、构建另类未来所做的抗争。该文摒弃了传统政治学、国际关系对“普适理论”的执念，以深度田野为基础，拥抱更具批判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新左翼理论以及研究对象的本土经验、在地知识，是去殖民化地区研究的一篇佳作。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从我刚开始读博并正式从事阿富汗研究起，直到不久前为止，我从未想过要写关于战争的内容。我在“911事件”前一个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当时这一研究领域早已被战争牢牢框住了，包括“政治伊斯兰”概念、暴力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等议题。所以我打定主意要写一篇论文，探讨阿富汗更久远历史中那些关键却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然，我后来意识到，试图忽视战争的做法既天真又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认识更多地影响了我的教学，而不是我的研究。比如，在我开设的“阿富汗的战争”与“政治伊斯兰”课程中，我们会从多个角度直接切入探讨全球暴力结构：从优素福·贝克（Yousef Baker）聚焦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语境下美国政治中的生成性力量（generative forces）的研究出发，一直延伸到卡莉·鲁拜伊（Kali Rubaii）所探讨的毁灭性本体论摧残（devastating ontological destruction）。

然而，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学生们——尤其是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这类院校里，那些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学生们总会反复追问：“那我们呢？我们知道全球暴力是这样运作的，但这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我们有关。而我们的社会不仅仅是塔拉克·巴尔卡维（Tarak Barkawi）和谢恩·布莱顿（Shane Brighton）所说的那种‘战争/真理’。”我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田野调查中，当地的交流者对此的相关表达甚至更为强烈。

这让我重新思考甚至审视自己早年的一些疑虑。即便是在对战争和帝国的直接批判中，那种将基本讨论框架让渡给战争与帝国的冲动，可能会给“反恐战争”再添一层暴力——这很可能会进一步侵蚀那些本就已在全球性干预的破坏下岌岌可危的悠远历史，以及那些本可以被构想的未来。我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这个时代的全球性干预必须被正面驳斥。但我也认为，我们应当拒绝让这些行动垄断人们的注意力。我们有办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退回到我那种天真地希望一切都烟消云散的状态。

我受到了两方面启发：第一，是对普什图语诗歌的研读——这些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批判方式。它们不仅深刻呈现了战争暴力的种种面相，更重要的是，透过那些直接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的思考，让我们看到战争暴力究竟该如何被审视、被建构。第二，是借由哈扎拉人讲述历史的视角（Hazara-oriented tellings of history）重新梳理 “反恐战争” 期间与新帝国自由主义的纠葛。在这两种探索中，我都优先倾听来自学术界外部的多种声音，以此重新确定战争研究的方向，确定研究选题和写作方式。这些对话的叙事核心，都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战争不过是故事里的配角——而这恰恰是有意为之。探寻这种“有意为之”的深意，并在自己的写作中坚守这份用意，我觉得至关重要，个中缘由后面会慢慢说清楚。

战争即“本体性毁灭”

近些年来，我与同事萨勒曼·汗（Salman Khan）一直致力于研究2009年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巴军方在斯瓦特河谷地区（the Swat Valley）那场毁灭性战争相关的诗歌创作。基于针对斯瓦特诗人的田野调查，我们在202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以下是该文核心论点：这场战争前十年间，穆沙拉夫将军（Pervez Musharraf）在美国支持下推行“开明温和”的政策（enlightened moderation），将其作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地方性缩影。在“仁慈独裁”之下，旁遮普、卡拉奇的公民社会与自由媒体蓬勃发展，这与西北边境省（NWFP，现更名为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境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传统上认定的“叛国贼”一直都是“民族分裂分子”（ethnic separatists），即那些主张地区身份，反对将巴基斯坦视为泛伊斯兰化、现代化、乌尔都语都市文明这一规范性愿景的人。但在“反恐战争”时期，小布什公开宣告“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同流合污”（with us or with the terrorists），巴基斯坦执政军方选择与美国为伍。之后，“宗教极端分子”（religious extremist）这一新的他者形象开始补充进巴旧有的“内敌”谱系。而当时，西北边境省省议会恰好选出了一个宗教政党联盟——联合行动委员会（Muttahida Majlis-e-Amal，MMA）。这进一步强化了巴基斯坦都市精英将自身定义为与“北方狂热分子”相对立的“开明宽容文明群体”的自我认知，为其支持对本国西北部公民实施日益激烈的暴力干预奠定了观念基础。

这一时期的斯瓦特地区，人们感受到“被倾听的能力”急剧减弱：外界对他们的历史与文化认同已然丧失。而且，当国家叙事将斯瓦特粗暴简化为一个充满暴力的“当下”，所有与过往个人及集体生活方式的联系都被抹去。诗人们在访谈和诗作中指出，这种“认知抹除”实则与塔利班和军方共用的战争策略同流合污。诗人们一再强调，军方和塔利班几乎从不使用“人类语言”与普通民众沟通。他们依赖物理暴力重塑现实景观，直至其面目全非。

库沙·塞法特（Kusha Sefat）关于伊朗战后革命时期语言与物质性的研究所示，这种手段彻底摧毁了过往日常语言所指涉的现实存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斯瓦特诗人们认为，武装分子故意使用暴力用来抹去人们对世界的既有理解，从而可以在一块“白板”上书写他们偏好的未来。这种策略旨在造成人们的认知崩溃，而所有武装团体，即便表面上处于冲突之中，也都以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共同获益。一些诗人，比如尼卢姆·阿尔祖（Neelum Arzu），甚至注意到自己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她所感受到的情绪没有一种是她从前熟悉的，而过去的那些情感也所剩无几。如今她只能在没有认知框架的情况下，艰难处理种种原始的身体反应。

在这种情境下，诗歌呈现出一种抵抗性质。许多诗人明确指出，当意义摧毁成为一种战争武器时，任何形式的“意义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但许多人也补充道：他们在探索暴力物质性的所有新意象中，穿插进战前或非战争时期的传统诗歌意象（大多数人都在一种名为“抵抗诗歌（muzāḥimat）”的新体裁中这样做），他们是有意识地保留过去的情感，以对抗这种旨在摧毁认知与情感的战争武器。这种武器试图切断他们与过去自我的联系，从而在战略上掌控他们的未来。诗人们成立协会，成功用自己的批判性抵抗思想（反对一切全球或地方的政治经济结构，包括帝国、新自由主义等）注入自由派和平建设类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样是在利用战前的情感方式，在“战争/真相”之外保存并构建一个社会世界。

因此，让我们将视野延伸到斯瓦特地区之外，思考一个问题：即便在批判中，我们是否也过分地将话语框架让渡给了整个“反恐战争”？正如诗人们和其他理论家所阐释的，本体性毁灭（ontological devastation）既是战争的关键策略，也是战争技术——它将物质暴力与认知暴力捆绑在同一个结构性关系中。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仍将“当下”的暴力置于关注中心，是否会助长更深层的本体性摧毁，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战争武器？

尽管这些诗人对战争的批判性书写，无论在广度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远超当下大多数关于战争的学术论述，他们却始终拒绝将战争置于叙事中心。他们将普通人的“情感史”（felt history）而非战争、帝国或军事力量作为故事主干，尽管战争、帝国或军事力量也是故事中的要素。这种绵延的情感史强调了人们与过去相连的能力。在断壁残垣的当下，人们依然能从往昔岁月中打捞某种延续性，尤其当现实显得支离破碎时，他们仍能凭借过去的意义与情感来构筑未来。这一切让我想起了意大利文学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结尾的那段题辞：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充满风险，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与觉察：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这与所谓的“韧性”论不同——那种论调往往从外部赞美、颂扬被客体化的人群，以此掩盖新自由主义暴力。相反，这种视角将历史的中心重新塑造成“异托邦”（heterotopia，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空间哲学概念，用于描述与日常秩序既紧密相关，又保持差异的文化、制度和话语空间）。普什图语诗人告诉我们，这就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另类历史（Counter-Histories）确实存在……即便在识别“地狱”时存在诸多问题。

我在阅读其他边缘群体的历史叙事时，也发现了一种受更长时段视角启发，将历史视为对异托邦的主动探寻的观念，尽管这些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上述普什图材料有所不同。在此，我特别要提请关注哈扎拉人的历史叙事。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以研究者身份接触这些材料，而是作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多个硕士、博士研究项目的指导者参与其中。

思考哈扎拉人的历史，会让人将“反恐战争”这一当下的地狱看作是更漫长的地狱的一部分，包括不平等的劳工迁移、经济与领土征服，以及奴隶制。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阿富汗君主制下的“例外状态”，以及一种特殊的“死亡政治”（注：“死亡政治”是喀麦隆学者阿希勒·姆贝贝受福柯“生命政治”启发提出的概念，如果说生命政治是管理人口、促进生命、优化健康的政治，那么死亡政治就是通过制造死亡、暴力、废墟与“活死人”状态来统治，例如奴隶制、集中营、占领区、难民营、种族隔离区等）。而正是在英国支持下，阿富汗巩固了国家绝对主权，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状态。

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塞德里克·鲁宾逊（Cedric Robinson）关于“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关键论述——“种族化”（racialization）是原始积累、国家形成与民族建构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当然，近年北约的占领战争又直接开启了种族资本主义（以及死亡政治）的新途径，将阿富汗所有居民都笼罩其中。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也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可能的逃生之路。包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拉比娅·汗（Rabia Khan，作者指导的博士生）2020年的博士论文在内的一系列最新研究始终表明，在北约占领期间，哈扎拉人广泛参与以人权话语、技术官僚教育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制度。这必须放在一个更长期的、隐秘的史学传统中去看待——这一传统源自哈扎拉人内部对过去与未来的讨论。我将在后文展开讨论这一点；但首先我要解释，为什么在当下记录这段历史在当下至关重要。

我于2021年10月动笔写作此文。而就在几个月前，哈扎拉人对新自由主义干预的广泛参与引发了一些令我感到不安的局面——某些与我略有交集的活跃人士，正在背后指责他们的哈扎拉同僚未能彻底否定新自由主义干预下的制度、话语和道德体系。随着北约撤军后各界对“反恐战争”展开密集反思，我注意到至少部分批判性讨论正在滑向非此即彼的极端立场，某种程度上令人联想到小布什时代的思维模式。这类批判话语暗藏危险：除非你以“正确方式”全盘否定一切，否则就可能被贴上“帝国帮凶”之类的标签——自2021年8月以来，我在半正式场合听到这个词汇的频率高得令人忧心。如果把“反恐战争”被过度简化为主导框架，却未融入亲历者的深层历史时，就会产生另一种风险：支撑战争暴力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式可能通过新议题“借尸还魂”。当然，这种现象绝非仅限于哈扎拉同僚的处境，尽管该群体的遭遇确实让这个议题显得尤为突出。

唯有考量多元且纵深的历史现实，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在1928年的阿富汗内战中，被废黜的阿曼努拉·汗国王（Amanullah Khan，1919–1929年在位）获得了哈扎拉人的广泛支持，其原因之一是他正式立法废除了奴隶制，另一原因，则是他推行更为宏观的国家主义、实证主义和面向未来的普世主义主张。他的政治理念在当时看来，似乎有望打破某些根植于地方和区域权力结构的历史压迫循环。类似地，在“反恐战争”的多重主权格局中，哈扎拉人对国际化进程、知识体系、制度架构及政治参与渠道的运用，或许也应从这一脉络来理解。事实上，至少对于拉比娅·汗近年调研的许多哈扎拉受访者而言，这些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一部连贯文化史——在这段历史中，哈扎拉社会活动家将当代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那种救世愿景，吸纳转化为属于他们自己的那套在压迫中孕育、目的论色彩较弱的愿景中——这种愿景并非指向某个固定终点，更多是为了不断摆脱过去的压迫。

即使是在批判帝国战争时，如果让战争占据叙事中心，实则可能助长新自由主义那种“无所逃遁”的自我绝对化氛围——即所谓“不存在外部时空”的幻象——进而抹杀底层群体持续生存与自我重塑的愿景。在这一论点上，我再次援引鲁宾逊关于种族资本主义的论述，但更侧重于其作为另一重叙事背景的意义——即他所谓的“黑人激进传统”（Black radical tradition）。在这一传统中，底层民众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行动中的批判思想，这种累积成为后续批判的重要根基。鲁宾逊的研究揭示了草根知识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而在哈扎拉人的例子中，则是草根知识与自由主义的融合——当然，这并非唯一的融合形式。两者共同证明，这种根基始终是生生不息的创造之源。当下许多扁平化的暴力叙事未能承认这种可能性，导致不少来自阿富汗的同事（无论是否是哈扎拉人）近期公开或私下愤懑质问：“难道就因为我们可能还坚持其他对我们同样重要的关注点和策略，就要将我们不公正地说成占领势力的共谋，被归入“地狱”阵营？”

哈扎拉人的历史虽是个案，却完美诠释了串联各种另类历史的普遍精神。这类反主流的历史叙事或许深深烙着卡尔维诺笔下“地狱”的印记，但其构建材料始终来自那些坚持追寻“非地狱”的要素，并且将当下的要素置于一个长期的、主动意愿驱动的、关乎另一个世界的社群愿景之中。当地民众根本无法奢侈地仅以“谴责帝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作为生存方式。因此，这种精神既重新定义了“地狱”的涵义，更赋予“非地狱”的历史以优先地位。

对我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反恐战争”之前很久的那段过去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将“反恐战争”置于更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不仅要审视过去，更重视保存多元历史记忆的道德意义，因为它们塑造着我们对当下与未来的想象。重申一点，这里并不是要回避对“反恐战争”或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帝国的批判性分析，更不是要忽视它们。上述任何观点都无此意。相反，这是一个建议——建议我们从时间和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反恐战争”，将“反恐战争”相对化、地方化。同时，通过这样的思考，去关注那些贯穿当下废墟、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隐秘线索——也就是说，要始终铭记在“地狱”之中及反抗“地狱”的过程中，学术写作或行动者的文字在与多元历史的对话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免进一步加剧毁灭。

作者简介：詹姆斯·卡隆（James Caro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讲师。

本文编译自《国际中东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54卷第2期，原标题为Why Decenter the “War on Terror” in Histories of the “War on Terror”?，原文链接：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why-decenter-the-war-on-terror-in-histories-of-the-war-on-terror/546C59A26EF43326CC08BDB7B12C6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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