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今年热，可你知道1942年的“地域热夏”吗？

这几天大人小孩都在嚷着“热死了，热死了”，空调24小时转，冷饮不停喝，可闷热感还是驱散不走。今年很热，但如果你穿越回到1942年，发现还真算不了什么。

1942年的极端高温，尽管缺乏系统的气象仪器记录，但地方志、报刊文献、灾荒史研究均将其称为"地狱热夏"。这场高温与旱灾、蝗灾叠加，最终酿成"中原大饥荒"。据郑州、洛阳的地方志记载，“当时正午石板温度超80°C，可烙熟面饼，鸡蛋打碎在石阶上几分钟凝固。”

不仅仅在中原，在经济发达的上海，《申报》报道，租界区柏油马路软化黏鞋，穿布鞋的行人需提脚"撕拉"路面，人力车夫赤脚烫伤。而在陕西的渭南，县志记载：水井普遍干涸至15米以下，村民排队等渗水，为抢水械斗致死超百人。

极端高温加上“百日无雨”组成了“炼狱”模式。1942年从6月初到9月中旬，华北、华中连续高温少雨。气象学家复原当时的数据显示，河南洛阳达到44~46°C 树皮自燃，老弱日毙数十人；陕西西安达43°C+，钟楼铜顶烫手，飞鸟坠亡；湖北老河口42°C，汉江浅滩鱼群翻白窒息。

可以说，那年的大饥荒和持续的高温关系甚大。《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报道，“烈日炙烤下，河南田野如焚...灾民面如黑漆，四肢枯柴，倒地即再难起身。”美国传教士贝尔登记录（1942年9月信函）：“开封每日收尸车过百辆，尸体蜷缩如烤熟的虾，这是撒旦的烤炉。”

连蒋介石都在日记（1942年7月12日）里向天高呼，“豫省亢旱，酷热异常，民心浮动...此实天罚耶？”

当时惨状有天灾，也有人祸。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时日军控制华北气象站，国统区仅存重庆、兰州等西部站点。河南全省仅洛阳有一台温度计，且在1944年战火中被毁。

相信若1942年有今日的气象预警和救灾能力，或许能避免“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人间惨剧。

1942年为什么会那么热？

现代气候学通过史料重建和模型反演，认为当年的极端高温是自然气候异常、战争环境、地理因素三重作用下的灾难性结果。

从自然气候来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长期停滞在华北上空（类似2022年长江热穹顶），好比在华北盖了个“巨型高压锅”，下沉气流持续压制云雨形成。但是2022年有台风偶尔打破热穹顶，而1942年整个夏季无任何天气系统搅动热空气。

与此同时，本该北上的暖湿气流（夏季风）强度仅为常年40%，水汽被拦截在长江以南，导致华北降水减少80%。而西伯利亚冷涡活动偏弱，整个夏季无有效冷空气南下打破高温僵局。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面临日军疯狂‘扫荡’，正面战场遭遇重大失利，形成军事危机与民生灾难并存的复杂局面。日军“三光政策”导致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骤降（如河南森林从战前24%锐减至9%），地表失去植被遮荫，加剧升温。

花园口决堤后（1938年），黄泛区沼泽干涸成盐碱地，蒸发的水汽本可缓解干旱，但战乱使灌溉系统全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防日军利用灾情进攻，封锁灾荒消息，导致外部救援延迟3个月，高温干旱持续恶化。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指出：若没有战争破坏生态和水利，1942年的高温干旱不会直接引发大饥荒。这场灾难本质是气候异常叠加强制性社会治理失败的典型案例——（文献来源：《中国灾害志·1942卷》《20世纪中国极端气候事件图谱》）。

极端天气本可应对，但战争机器碾碎了人的自救能力。

这个世界依然不和平，加沙的炮火、俄乌持续数年的征伐，还有刚刚停火的伊朗和以色列。炮火落在大地，会溅起比战争更大的灾难。而正因为我们的国家日益强盛，才能对外不怒自威，我们的民族十指连心，才能在每次天灾面前，临危而不惧，有那么多无名的英雄向死而生。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愿我们都能在每个英魂的庇护下安然生长，不忘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