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大人小孩都在嚷着“热死了,热死了”,空调24小时转,冷饮不停喝,可闷热感还是驱散不走。今年很热,但如果你穿越回到1942年,发现还真算不了什么。
1942年的极端高温,尽管缺乏系统的气象仪器记录,但地方志、报刊文献、灾荒史研究均将其称为"地狱热夏"。这场高温与旱灾、蝗灾叠加,最终酿成"中原大饥荒"。据郑州、洛阳的地方志记载,“当时正午石板温度超80°C,可烙熟面饼,鸡蛋打碎在石阶上几分钟凝固。”
不仅仅在中原,在经济发达的上海,《申报》报道,租界区柏油马路软化黏鞋,穿布鞋的行人需提脚"撕拉"路面,人力车夫赤脚烫伤。而在陕西的渭南,县志记载:水井普遍干涸至15米以下,村民排队等渗水,为抢水械斗致死超百人。
极端高温加上“百日无雨”组成了“炼狱”模式。1942年从6月初到9月中旬,华北、华中连续高温少雨。气象学家复原当时的数据显示,河南洛阳达到44~46°C 树皮自燃,老弱日毙数十人;陕西西安达43°C+,钟楼铜顶烫手,飞鸟坠亡;湖北老河口42°C,汉江浅滩鱼群翻白窒息。
可以说,那年的大饥荒和持续的高温关系甚大。《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报道,“烈日炙烤下,河南田野如焚...灾民面如黑漆,四肢枯柴,倒地即再难起身。”美国传教士贝尔登记录(1942年9月信函):“开封每日收尸车过百辆,尸体蜷缩如烤熟的虾,这是撒旦的烤炉。”
连蒋介石都在日记(1942年7月12日)里向天高呼,“豫省亢旱,酷热异常,民心浮动...此实天罚耶?”
当时惨状有天灾,也有人祸。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时日军控制华北气象站,国统区仅存重庆、兰州等西部站点。河南全省仅洛阳有一台温度计,且在1944年战火中被毁。
相信若1942年有今日的气象预警和救灾能力,或许能避免“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人间惨剧。
1942年为什么会那么热?
现代气候学通过史料重建和模型反演,认为当年的极端高温是自然气候异常、战争环境、地理因素三重作用下的灾难性结果。
从自然气候来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长期停滞在华北上空(类似2022年长江热穹顶),好比在华北盖了个“巨型高压锅”,下沉气流持续压制云雨形成。但是2022年有台风偶尔打破热穹顶,而1942年整个夏季无任何天气系统搅动热空气。
与此同时,本该北上的暖湿气流(夏季风)强度仅为常年40%,水汽被拦截在长江以南,导致华北降水减少80%。而西伯利亚冷涡活动偏弱,整个夏季无有效冷空气南下打破高温僵局。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面临日军疯狂‘扫荡’,正面战场遭遇重大失利,形成军事危机与民生灾难并存的复杂局面。日军“三光政策”导致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骤降(如河南森林从战前24%锐减至9%),地表失去植被遮荫,加剧升温。
花园口决堤后(1938年),黄泛区沼泽干涸成盐碱地,蒸发的水汽本可缓解干旱,但战乱使灌溉系统全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防日军利用灾情进攻,封锁灾荒消息,导致外部救援延迟3个月,高温干旱持续恶化。
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指出:若没有战争破坏生态和水利,1942年的高温干旱不会直接引发大饥荒。这场灾难本质是气候异常叠加强制性社会治理失败的典型案例——(文献来源:《中国灾害志·1942卷》《20世纪中国极端气候事件图谱》)。
极端天气本可应对,但战争机器碾碎了人的自救能力。
这个世界依然不和平,加沙的炮火、俄乌持续数年的征伐,还有刚刚停火的伊朗和以色列。炮火落在大地,会溅起比战争更大的灾难。而正因为我们的国家日益强盛,才能对外不怒自威,我们的民族十指连心,才能在每次天灾面前,临危而不惧,有那么多无名的英雄向死而生。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愿我们都能在每个英魂的庇护下安然生长,不忘来路。
更新时间:202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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