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群星何以闪耀华夏？北大教授赵冬梅“陆海讲读堂”开讲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记者 单士兵 赵欣 齐岚森

北宋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尤其在北宋中期，科举兴盛催生了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一批“文臣儒臣”。他们以儒学为立身之本，心怀“为天地立心”的家国理想，在政治、文学、思想等诸多领域书写下不朽篇章。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看来，北宋士大夫群体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借用茨威格的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她将北宋定义为“华夏群星闪耀”的时代。

2025年12月20日，重庆金融会展中心，“陆海讲读堂”第15期活动开讲。图为主讲嘉宾赵冬梅。记者 齐岚森 摄

北宋群星何以闪耀华夏？司马光、苏轼等千古风流人物的智慧和魅力何在？这些先贤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我们如何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12月20日，赵冬梅做客重庆“陆海讲读堂”第15期活动，以“华夏群星闪耀——北宋士大夫漫谈”为主题，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群星闪耀的北宋，探寻北宋政治文化的巅峰成就、士大夫群体的精神特质，以及这一黄金时代落幕的内在逻辑，铺展开一幅立体鲜活的北宋历史画卷。

小帝国有大风范

作为深耕宋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赵冬梅多年来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与传播，有《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大宋之变：1063—1086》等专著，以及《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等译著。她尤其擅长通过大众媒体为热爱历史的年轻人传播知识，是互联网时代最受公众喜爱的历史学者之一。

讲座开篇，赵冬梅首先厘清了北宋的历史地理格局。她指出，与汉、唐等大一统王朝相比，北宋疆域并不算辽阔，其周边并存着辽、西夏、大理等多个民族政权，“宋是在唐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诸多政权之一，所以其实存在两个‘宋’的概念，一是宋帝国，另一个是宋时期，或者称为辽宋西夏金时期。”

活动现场。记者 齐岚森 摄

她表示，站在“大中国”的立场上来看，宋时期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时期，而宋帝国仅仅是那些并立的民族政权中的一个，“宋没能实现大地域范围内的国家统一，但这样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对于华夏文明的发展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我称它为‘小帝国的大风范’。”

实际上，这种影响力早已被严复、钱穆、陈寅恪等国学大家所注意到，他们均将宋视为中华文明的转折点。特别是陈寅恪，他曾留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经典论断。

“陈先生所言的‘文化’核心是学术文化与高雅文化，而宋代学术中蕴含着具有现代性的精神种子。”赵冬梅提出，纵观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公元前221年-1911年），北宋中期的政治文化达到了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中国帝制国家由法家创立，儒家自汉代起逐步改造这一制度，多数时候政治实践偏向法家，而北宋中期实现了儒法之间的允执厥中，既坚守儒家理想，又兼顾政治现实，因此达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巅峰状态。”

科举鼎盛成就闪耀群星

在赵冬梅看来，北宋政治文化达到的那种巅峰状态，根本在于士大夫群体的崛起。这一群体以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为核心，自宋太宗以来，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糊名、誊录等制度创新彻底打破门第限制，形成了“士大夫多出草野”的完全的科举社会。统计显示，北宋71位宰相中65人出身科举，占比92%，副宰相科举出身比例亦高达91%，科举精英几乎掌控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核心领域。

讲座现场，赵冬梅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重返群星闪耀的北宋。记者 齐岚森 摄

她以故宫举办的《千古风流人物展》中的主题展板《苏轼的朋友圈》为例，为观众更为直观地展现了“华夏群星闪耀”的动人景象。“从苏轼延伸出去，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熟悉的名字，所谓语文课本上的‘背诵天团’，在这里大半都出现了。比如欧阳修、范仲淹、蔡襄、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以及苏轼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等，不难看到，此间确实是有千古风流人物，光耀华夏古今。”

“史学家刘子健先生曾指出，宋朝的士大夫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群体，是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才构成了文官的主流。他们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有别于前辈的，是读书考试成就的。”赵冬梅认为，与唐代“家族决定个人”的贵胄社会不同，宋代实现了“个人决定家族”的社会转型。“五经勤向窗前读”已经成为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路径。

欧阳修录取苏轼时因试卷誊录无法辨识考生身份而避嫌的故事，正是宋代科举公平性的生动写照。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形成了鲜明的群体特质：以“通今学古”为高，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废旧时之弊，行儒家之道”为使命，兼具道统自觉、批评精神与实干品格。

范仲淹的处事原则也是士大夫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照。初登政坛时，他反对仁宗在公共场合朝拜摄政的刘太后，坚守传统政治伦理；而在刘太后去世后，他又力阻搜罗其黑材料，主张“掩其小故，全其大德”，展现了政治操守。在杭州饥荒中，他创造性地实行“以工代赈”，通过组织龙舟竞渡、寺院修缮等举措，既赈济灾民又激活经济，体现了实干智慧与民本情怀。这些士大夫的政治自觉，共同构筑起北宋政治文化的精神高地。

法家转向埋下衰落伏笔

对于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最好成绩的形成原因，除了士大夫集团的合力，还有皇帝的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传统。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留下的“太祖誓碑”，为北宋留下了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政治传统。同时，北宋前期追求“安利元元”的施政原则，体现了儒家仁政，也是取得最好成绩的重要因素。然而，北宋中期的黄金时代并未持续太久，随着王安石变法开启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帝国的衰落也埋下了伏笔。

赵冬梅表示，王安石变法虽然实现了富国的目标，但在政治上的法家转向，也削弱了士大夫的共治传统，使北宋政治向集权转变，无论施政方式、施政模式，都跟原来的那种状态完全不一样——

在做法上，变法派将雕版印刷技术用于政治斗争，批量刊印批驳政敌韩琦的奏疏并下发全国，开创了技术服务于党争的先例；在说法上，王安石对儒家经典进行功利化解读，为迎合君主寻找理论依据，背离了儒家道德教化的核心精神；在施政方式上，以皇帝与少数宰相意志为准，取代了“议论多元、择优而从”的决策机制。

赵冬梅指出，这种转向带来了严重后果：士大夫群体的独立精神逐渐消解，出现了“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的“三旨宰相”王珪这样的庸官；政策制定日益偏向国家财政需求，忽视民生疾苦，理财能臣吴居厚虽为朝廷增收百万，却因苛政引发民怨沸腾。北宋末年孙复“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的评价，精准揭示了变法前后政策导向的根本差异。

追溯历史根源，赵冬梅认为，同样是北宋改革，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与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的不同命运，在于皇帝支持的稳固程度与改革思路的差异。庆历新政以“欲强国先富民，欲富民先澄清吏治”为思路，因触动官僚集团利益、缺乏皇帝稳固信任而失败；而王安石变法凭借神宗的坚定支持得以推行，君臣二人共同的法家思想基底，使得变法最终走向了富国强兵优先于民生福祉的路径。而王安石“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的主张，更是打破了传统对皇权的约束，也为政治专制化埋下隐患，值得后世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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