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亿美元索赔，中国政府在美法院获胜

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裁决，驳回了美国投资机构Noble Capital LLC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诉讼。该案索赔金额高达115亿美元，涉及中国旧政府在1898年至1913年间发行的一批历史主权债券。

原告声称，其为这些债券的合法受让人，认为债券合同中明确规定了“优先权”和“不得削弱担保”的条款。中国旧政府在1939年停止还本付息，此后一直处于违约状态。虽然在1947年旧政府曾重申还款义务，但新中国成立后于1953年及之后多次公开声明不再承认这些旧债。

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在2020年和2021年于中国香港发行了美元计价国债，并向部分美国投资者销售。原告据此主张，新债的发行违反了旧债的优先条款，导致其权益受损，因此提出诉讼。然而，中国方面提出抗辩，主张享有主权豁免（sovereign immunity），并认为此类索赔早已超出法律时效。

美国法院在裁决中，首先重申了《外国主权豁免法》（FSIA）的基本原则：外国国家在美国法院享有豁免权，除非存在明确例外。原告试图援引“商业行为例外”（commercial activity exception）和“豁免放弃”（waiver），认为中国的新债发行构成与美国有联系的商业活动，或者新债条款中的豁免放弃可以延伸到历史债务。

但美国法院经过分析后指出，案件的“法律核心”（gravamen）并非新债发行，而是旧债违约。所谓“gravamen”，指的是原告诉求中真正导致损害的实质性行为。该法院强调，如果历史债券早已被清偿，那么新债的发行本身并不会产生任何法律问题。因此，这一案件的伤害来源始终是旧债违约，而非后来的融资安排。这些历史债券的发行与违约行为均发生在中国，与美国境内的商业活动没有直接关联。

至于所谓“豁免放弃”，美国法院强调，这一条款仅限于2020和2021年的新债本身，并不适用于早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正式否认的旧债。况且，原告也并非新债的持有人，无权主张新债条款中的豁免放弃。换言之，本案并不存在“明确且毫无歧义的豁免放弃”（clear and unambiguous waiver），不足以让中国失去主权豁免保护。

最终，美国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诉求，并明确指出驳回属于“无偏见驳回”（dismissed without prejudice），意味着案件并未进入实体审理，而是由于法院确认自己“缺乏管辖权”（lacks jurisdiction）而终止程序。与此同时，原告提出的开庭听证和补充答辩请求被一并否决。

这一裁决释放出重要信号。首先，美国法院表明，在其司法框架下，主权豁免是坚固屏障，类似的“旧债索赔”缺乏法律依据。试图通过巧妙构造“新旧债券联系”来突破《外国主权豁免法》壁垒的做法，未能获得支持。其次，这也显示，在涉及历史债务等政治性强、时间跨度极长的问题时，美国法院更倾向于回到“豁免优先”的原则性立场，避免卷入复杂的国际争议。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结果意味着：在美国司法体系下，中国享有主权豁免，美国法院无权审理或强制其承担这些历史债务的法律责任。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程序性意义，它并不等同于对实体责任的永久免除，而是确认了美国法院在制度上无法受理此类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声明对旧债“不予承认”，这一立场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保持一致，如今在司法程序上同样得到了确认。

可以预见，未来仍可能有投资者或政治力量借旧债问题制造舆论，但在美国司法框架内，这类索赔的前景已十分有限。与其在穷极无聊的百年前的债务上纠缠，国际社会更应关注现实的经济与合作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