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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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让“朱枫”这个名字走进更多观众视野，剧中演员塑造的烈士形象，虽生动却终究隔着艺术创作的滤镜。

《沉默的荣耀》剧照

而今天这组朱枫烈士的老照片被整理公开，这些泛黄相纸上的真实容颜，才揭开这位革命女性的人生轨迹。

她不是虚构的“英雄符号”，是牺牲于台北的秘密工作者，更是让家人等待60年才魂归故土的母亲。

1905年，浙江镇海县朱云水家中，第四个女儿出生，父母为她取名“贻荫”，小名“桂凤”，朱云水在清末民初经营航运与钱庄生意，是当地有名的富商。

朱贻荫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是当地少有的“识字姑娘”，1921年，16岁的她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1923年，18岁的朱贻荫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校园内留下了第一张个人清晰照片，照片中，她身着浅灰色师范校服，短发齐耳，胸前别着校徽。

三年后，朱贻荫从师范学校毕业，当时朱贻荫主动提出改名朱枫，理由是“贻荫、桂凤皆显旧式，愿求新名以明志”。

这个名字的转变，不仅是称谓的改变，更是她对旧式身份的告别，对新思想、新道路的追求。

朱枫故居

据朱枫之子朱明在《我的母亲朱枫》一文中记载，“枫”字取自“桂凤”的“凤”字谐音，同时取“枫叶经霜不凋”之意，象征革命意志的坚定。

1927年，经同乡牵线，22岁的朱枫与奉天兵工厂炮子厂大技师陈绶卿结婚，随丈夫前往沈阳生活。

陈绶卿是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机械制造，回国后进入奉天兵工厂，因技术精湛升至大技师，负责炮弹生产工艺，月薪达120块银元，在当时属于“高级技术人才”。

陈绶卿此前有过一段婚姻，前妻去世后留下两子两女，朱枫嫁过去后，主动承担起照顾四个孩子的责任。

婚后五年，朱枫与陈绶卿育有两个女儿，长女取名“奉珍”，次女取名“沈珍”（后改名朱晓枫），姐姐奉珍出生时便患有先天性聋哑，非常可怜。

坐着的二人，左朱枫，右陈绶卿

然而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1932年夏季，沈阳爆发霍乱疫情，陈绶卿不幸感染，仅三天便去世，年仅38岁。

丈夫去世后，27岁的朱枫带着六个孩子回到镇海区故乡镇海城关，租住在一间两进的平房里，为维持生计，她先是在镇海县立女子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后又与人合开了一家小型织布作坊。

白天教书、管理作坊，晚上还要给孩子们缝补衣服、辅导功课，1934年，29岁的朱枫在镇海“良友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她身着蓝色土布旗袍，头发简单束在脑后，脸上没有任何装饰，眼神中带着疲惫却透着坚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镇海县虽地处后方，却也时常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此时的朱枫，不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母亲”。

她主动加入了镇海县抗日救亡宣传队，成为一名宣传员，宣传队主要在乡镇、码头开展活动，通过演讲、演剧、唱抗日歌曲等方式动员民众。

朱晓光

同时，她还加入了镇海县红十字会临时救护队，每当日军飞机轰炸后，便与医护人员一起前往废墟中抢救伤员，有时还要护送伤员前往宁波的医院。

朱枫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当地进步人士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

朱晓光比朱枫小两岁，当时在镇海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也是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成员，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一起。

朱枫（左），朱晓光（中）

1938年4月，朱枫与朱晓光抵达武汉，加入中共领导的新知书店，这家书店成立于1935年，是当时重要的革命出版机构，主要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步文艺书籍及抗日宣传读物。

当时武汉新知书店因扩大出版规模，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连印刷纸张都快买不起了”，朱枫得知后，她主动将此前合开的织布作坊、家中留存的首饰（除了母亲留下的一只玉镯）全部变卖，凑得500块银元捐给书店。

在1938年的武汉，1块银元可购买20斤大米或10尺棉布，500块银元相当于书店10名员工半年的工资，这笔捐款直接解决了书店的印刷经费问题，也让她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同年6月，武汉局势紧张，日军开始逼近武汉，新知书店决定迁往湖南常德，朱枫与朱晓光随书店一同转移，10月，朱枫在常德乡下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朱明”。

1939年春，朱枫受组织派遣，前往浙江金华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

这支队伍是当时唯一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队员多为从台湾来大陆的爱国青年，主要从事抗日宣传、战地服务及情报收集工作。

当时义勇队面临经费、物资双重短缺，朱枫再次慷慨解囊，将自己从武汉带来的800块法币（当时法币与银元基本等值）捐给义勇队，用于购买药品与服装。

同时，她还利用自己在镇海的人脉，联络宁波、上海的商人，为义勇队募集物资，1948年冬，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台湾地区的工作。

朱枫因有海外关系（丈夫朱晓光的亲属在香港）、且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被组织调往香港，担任中共香港工委财经委员会委员，负责联络在港的爱国人士与台湾地下党。

1949年11月，朱枫受中共华东局派遣，以“探望女儿”的名义，从香港前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主要负责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与国民党军参谋次长吴石将军，传递台湾地区的军事情报。

赴台前，朱枫将第四张香港照片寄给在上海工作的朱晓光，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下：“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给梅留念！一九四九・十・廿五。”

“梅”是朱晓光的小名，两人结婚后，朱枫一直这样称呼他，她还曾用“周爱梅”作为化名，“爱梅”二字即表达对朱晓光的情感。

然而，朱枫的台湾之行，最终成了永别，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北被捕，随后叛变，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的身份。

吴石将军

随后，朱枫在台北市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朱枫被捕后，敌人对她进行了多次审讯，动用了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未泄露任何组织秘密。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以“匪谍罪”，将朱枫、吴石、聂曦（吴石的副官）、陈宝仓（国民党军中将）四人杀害于台北市马长町刑场，朱枫牺牲时年仅45岁。

在牺牲前，朱枫留下了三张照片，均为国民党当局拍摄的“案犯照片”，第一张是她在看守所内的全身照，身着囚服，双手被手铐铐住，站在栏杆旁，身体挺直，眼神平静。

第二张是半身照，头发有些凌乱，却依旧保持着尊严，第三张是与其他三名烈士的合影，四人站成一排，朱枫站在最左侧，神态从容。

这三张照片，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影像，也是她“宁死不屈”的无声证明。

朱枫牺牲后，国民党当局将她的遗体草草掩埋在台北市郊外的一处乱葬岗，没有墓碑，也没有任何标识。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寻找朱枫烈士遗骨的工作才逐渐展开，1999年，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通过台湾友人，开始在台北寻找母亲的遗骨。

经过近10年的调查、走访，终于在2009年确认了朱枫的埋葬地点，台北市六张犁公墓的“匪谍墓区”（国民党当局当年将牺牲的地下党人员集中埋葬于此）。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桃园机场出发，由朱晓枫、朱明护送，搭乘航班返回大陆。

当天宁波下着小雨，机场工作人员、武警官兵、群众代表共200余人在机场迎接，朱晓枫手捧母亲的遗像，朱明手捧骨灰盒，两人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2011年7月12日，朱枫烈士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九龙湖畔的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举行。

墓碑上刻着“朱枫烈士之墓”六个大字，墓前摆放着鲜花与花圈，当天，朱枫的家人、生前战友、当地政府官员及群众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安葬仪式。

如今，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内，朱枫烈士的墓前常年摆放着鲜花，常有群众、学生前来瞻仰、缅怀。

朱枫烈士骨灰交接，刘添财和徐云初

朱枫烈士的故事，不是电视剧中的虚构情节，而是用生命书写的真实历史，它们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是无数像朱枫这样的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传承。

参考资料

中国军网——《朱枫：丹心映枫红，英灵期一统》

北京日报客户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浙江档案网——《永载史册的女英雄，浙籍革命烈士朱枫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