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陈云的重要建议
文 | 张 曙
1981年6月27日,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3.4万多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决议》来之不易。它的孕育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陈云(左一)、邓小平(左二)等在一起
增加建国前28年的内容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来到中南海陈云住所,专门征求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两位老革命家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交谈。陈云对决议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
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云
对陈云的这两条建议,邓小平大加赞赏。仅仅过了两天,即把邓力群找来叮嘱道:“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
就如何写好历史决议,陈云在1981年3月还同邓力群谈过四次话,其中一次也谈到要增加建国前28年的内容。陈云说: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此时,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面临一个重要关口。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大家感到应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囿于“建国以来”这一定语的限制,思维定势一直难以突破。邓力群回忆说:“在没有写这部分之前,这样改,那样改,总是显得低沉。”
1943年,毛泽东、陈云、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
陈云的建议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使历史决议自起草以来一直难以达到要求的关键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进一步拓宽了决议的视野和立论基础。近两个月后的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肯定陈云的这个建议“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陈云被誉为“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能发挥关键的作用”。在起草《决议》的关键时刻,他的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几项实事求是的重要意见
在同邓力群的三次谈话中,陈云还发表了其他意见。一是关于起草决议的原则,陈云强调要实事求是,他说:
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二是集中阐述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陈云谈了五点。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后排左一为陈云
第一点,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陈云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他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件极大的事情”,是毛泽东“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
第二点,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陈云认为,“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
1983年7月,(左起)李先念、陈云、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
第三点,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陈云回忆起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自己也从学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和毛泽东起草的重要电报中受益很大。陈云是党内为数不多的研读毛泽东哲学并深谙其精髓的高级领导人,他的女儿回忆道:“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陈云在同邓小平、邓力群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是他认识到:“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而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建议把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对陈云提出学习哲学的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1981年3月26日他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转述了陈云3月24日关于学哲学的建议。3月27日,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肯定陈云的建议。
第四点,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五点,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陈云说:
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1978年11月,陈云饶有兴趣地在杭州玉泉茶室打算盘
陈云在党内德高望重,他支持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并从不同的视角对毛泽东的功绩和贡献进行了进一步阐发。这些内涵极其丰富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对邓小平提出的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的顺利实现,对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提出决议要写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党和政府的帮助。陈云说:
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1982 年,陈云在杭州手持相机进行拍摄
中苏从20世纪50年代结盟友好到60年代最终破裂,此时关系尚未正常化。陈云提出在《决议》中写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党和政府的帮助,他的意见是一种严肃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决议起草组按照陈云的意见,加写了“前言”部分。这一部分,不过3000多字,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从1921年到1949年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程。这28年中,党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长达22年的人民革命战争,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并使革命的航船转危为安,从失败转为胜利。前言根据历史事实,写了白区苏区,写了党内党外,写了国内国际,反映了全党在各个方面的活动。据龚育之回忆,这个简明的前言“是专门请胡绳同志来写的,乔木同志很称赞。接着讲32年总估计,这是乔木同志从陈云同志的建议中得到启发,而建议加强的。这两段一加强,稿子的气势就相当地不同了”。石仲泉也回忆说:“这个前言部分写得一气呵成,这一稿基本定型。”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834期01版
更新时间:2025-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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