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海、陆军近代化差异之形成及反思（尚小明）

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是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创建的，而第一支近代化陆军则至甲午战败后始出现。这一历史进程使得洋务运动时期的海军（主要是北洋海军）与甲午之后直至清末新政时期的新军，长期成为晚清军事近代化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洋务运动时期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等陆军的近代化问题，则相对受到冷落。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研究晚清海军者几乎不涉及陆军，而研究晚清陆军者也几乎不涉及海军，这就使学界对洋务运动时期海军与陆军的近代化一直缺乏对比观察，未能充分重视两者的差异，分析其成因，并反思清廷决策得失及其历史影响。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专门讨论洋务运动时期海、陆军近代化差异并反思清廷决策的成果。有些著作虽然同时涉及海、陆军，但具体内容仍是两个军种分别叙述，且侧重战争史或军事思想史。有些论文虽然同时论及海、陆军，但要么讨论国防或海防思想，要么综论甲午战败原因，也与本文所论有较大不同。

一、近代化海军与“半新式”陆军

如果我们将洋务运动时期海、陆军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观察，那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两者呈现明显的差异：海军创建抛开旧式水师，完全采用新法，系从无到有；陆军变革则以旧式军队为基础，受诸多牵绊，进展缓慢。

清廷原有水师，但系采用桨船或帆船，与使用蒸汽动力的近代化海军根本不同。洋务运动兴起后，清廷采取的建立近代化海军的第一个举措，是接受英国人赫德的建议，由总理衙门于同治元年商令总税务司李泰国自英国购买火轮船，但以失败告终。于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自外洋购买机器、雇觅洋匠，自制轮船，并附设船政学堂，培养造船与驾驶人才。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筹划海防与建立海军提上清廷议事日程。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外海水师以火轮船为第一利器，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建议购买大兵轮船，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在外国定造最先进的铁甲舰，同时派遣学生、工匠前往学习。但因财力问题，清廷最终决定先建北洋水师，“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并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二人皆主张优先购置铁甲舰，但因经费支绌等原因，“在事官绅有婉词谏止者，有直言辩驳者”。在历时数年，克服种种困难后，镇远和定远两艘由德国制造的大型铁甲舰，终于在光绪十一年航行到中国。但仅靠铁甲舰不能迎敌，还必须有其他舰艇配合，特别是需要以快船和鱼雷艇辅佐战守，方能成军应战。此外还需以蚊船守卫港口，以运船输饷济械，以练船教练弁兵，以信船侦探敌情。为此清廷或购或造，渐次扩充。其中致远、靖远、超勇、扬威四艘快船皆购自英国，经远、来远、济远三艘快船皆购自德国。其他舰船也大都购自英、德两国，少数由福州船政局制造。舰队既成，不能无修理之所，也不能无炮台庇护，于是李鸿章又令在大沽、旅顺修筑船坞，在威海卫修筑军港，在沿海各口修筑炮台。同时，海军人才培养亦受到重视，各舰管带、管轮、大二副等“多由水师学堂学生出身”，特别是出自最早建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其中一些人还长期在欧洲留学，包括刘步蟾、林泰曾等。北洋水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等也陆续创办，培养各种海军人才。李鸿章还先后聘用洋员164人协助筹建海防与建立海军，包括以德璀琳修建大沽船坞，以汉纳根修建旅顺、威海卫基地，以琅威理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特别是琅威理，深得海军提督丁汝昌赞赏，谓“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光绪十一年，清廷正式建立海军衙门，总管海军和海防，以奕为总理，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共有大小各类舰只25艘，南洋及粤洋也各有数艘自制轮船可备海战之用。是年总理衙门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对船制、官制、官弁升擢及考校、官弁及兵丁俸饷、赏恤，以及仪制、铃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分门别类，详细规定。此后北洋海军虽未再添购舰船，但一些配套设施日渐完善，一支近代化海军建立起来。

与海军创建不同，洋务运动时期陆军的发展是以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等为基础进行改革。咸丰十年底，恭亲王奕等率先提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建议八旗禁军首先“添习火器，操演技艺”，以增强战斗力。于是，从同治元年起，开始有新式练兵，士兵即从京师八旗挑选，聘请英国军官为教习，在天津训练，包括洋枪洋炮施放技艺及新式步法阵式操演。此后在清廷几次推动下，京师神机营及各省陆续皆有新式练兵，组建规模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的洋枪步队、炮队乃至马队，兵丁则从八旗、绿营或湘、淮军中选拔。其中湘军早在咸丰四年就已由曾国藩创立，曾氏虽在洋务运动之初即创办近代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但受“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的思想影响，湘军在实际使用新式装备方面并不积极，一直以旧式抬枪、马枪、刀矛、弓箭及劈山炮等为主。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大部分解散。湘军大将刘长佑在直隶总督任上参照湘淮军营制改革绿营，组织“练军”，但其武器装备始终以旧式为主，直至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接办时，新式洋枪还未提上使用日程，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方兼习洋枪、小炸炮。左宗棠一直认为传统武器和洋枪相比并非全无优势，直至西征时才大量装备新式后膛枪炮。曾国荃到光绪六年还向李鸿章借拨已被淮军淘汰的抬枪、鸟枪、劈山炮等。甚至到光绪十八年，根据湖南巡抚吴大澂奏报，湘军仍在使用老式前膛枪。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到此时才在督标亲兵和新、老湘营等队伍中组建洋炮队。淮军情况则大不相同。同治元年春淮军开赴上海后不久，李鸿章即聘请英、法军官组织洋枪队，次年春又成立洋炮队。他认识到外洋火器实为利器，“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主张“废弃弓箭，专精火器”，洋枪洋炮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迨同治四年淮军大将刘铭传、张树声各率所部北上随曾国藩镇压捻军时，南北淮军五万余人中已有洋枪三四万杆，开花炮队四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更加重视新法练军，光绪九年底他致函总署称：“西洋军实日新月异，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殊可愧叹！鸿章每与西将及出使诸君探访讨论，略知端倪，逐渐购置。近年所部各营，一律操用克虏卜、阿摩士庄等炮，呍啫士得、哈乞开思、毛瑟等枪。”光绪十七年又奏报淮军“所用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演枪则分行布阵悉照西法。”其时淮军人数最多，长期驻防奉天旅顺口、大连湾及山东威海卫等海防紧要之地，另在山西、湖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台湾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淮军驻防 ，成为甲午之前清廷最为倚重的军队。

以上情形清楚显示，洋务运动时期海、陆军发展差别甚大。海军的发展虽存在编制不够完备、枪炮不够先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核心以及腐败滋生、纪律松懈等问题，但因“系创造而非因袭”，仍可谓实现了近代化；而陆军则以旧有兵勇为基础，正处于发展成为“半新式”军队过程中，近代化程度较低。之所以称为“半新式”，是因为虽然有相当数量的陆军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采用新式阵法，但其营制仍未摆脱原先八旗、绿营及湘、淮军营制的窠臼；其将领仍主要根据实战经验选自行伍，而非通过新式军事学堂教育培养；其兵丁仍由招募，而未实行征兵，更没有像当时各陆军强国通过实行常备、续备、后备兵制，建立起具有统一指挥系统的国家军队。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海、陆军发展的这种差异似乎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这种情况绝非单纯因为经费问题，而与时人对海、陆军的认识紧密相关。

二、造成海、陆军近代化差异的几方面因素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海、陆军发展情形来看，可以说除了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清廷一度出于“固本”考虑对东北练军高度重视外，大部分时候海军的发展明显比陆军更受清廷重视。其背后原因甚多，但首先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国家屡屡遭受来自海上的威胁，从而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创建一支近代化海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夏曾佑尝言：“中国建国在于大陆之上，历朝异族之劲敌，亦均从北方陆地而至，中国历史其兴亡之故无以水师为关键者，以此之故中国人胸中常有海军不足重之意想。”然而，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自嘉庆时起，不时有外国兵船到中国沿海骚扰。随后，两次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真切感受到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万里海疆不复为天然屏障，“海外数万里之国莫不以师舶梭巡我海疆，出入我口澳，布伏我肘腋，窥伺我虚实”。不过，在同英、法、美等国打交道过程中，清廷官员根据其经验，得出了列强远道而来，重在通商利益，而非夺占中国领土的认识，从徐继畬到奕再到李鸿章皆持此论，故在相当长时间内，朝廷虽不乏加强海防之议，却没有急于建立近代化海军，除了一次失败的购舰经历及创建福州船政局外，再无其他重要行动。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琉球难民事件，派军舰入侵台湾，让清廷大为震惊，于是开始切实讨论筹划海防及建立海军。他们认为，“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对日本的威胁深感担忧，认为“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邻有铁甲，我不可无”。于是，以优先购买世界上最先进铁甲舰为核心组建海军的计划开始提出。之后随着法国侵略越南，东南沿海又一次受到威胁。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海军“以兵船廿余号横行洋面，沿海皆警，莫能制其死命”，更进一步刺激了朝野上下，于是清廷下令“大治水师”。海军建设被置于优先位置，这是造成陆军近代化相对滞后的基本原因。

海、陆军近代化形成明显差异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廷上下普遍乐观地认为中国的陆军是强大的，足可制敌，因此主要着眼于“练兵”，即新式枪炮演练与新式阵法操演，而缺乏从兵丁来源、军队编制、军官培养、军饷保障、军队纪律等制度上对陆军进行根本改革的推动力，甚至受传统武器与战法影响，有时连新式枪炮演练与新式阵法操演亦打折扣。

咸丰以前，清廷对内对外用兵主要依靠八旗、绿营。太平天国爆发后，湘、淮军渐成主力。由于清军先后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中经受过实战锻炼，又在中法战争时于陆路大败法军，这就让许多官员认为中国陆军足够强大。比如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称：“且就彼己强弱言之，中国前此兵力，制土匪不足，何况制各国夷兵；前此枪炮，制发逆不足，何能敌彼中机器；今则将士之磨练日久，枪炮之制造日精，不但土匪应手歼除，即十数年滔天巨寇，亦已扫除净尽，英、法两国助我讨贼者，需我援救策应，乃能成其功；其助贼拒我者，经我擒斩赦宥，亦已挫其气。”又称：“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因此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尽速建设海军。同治十三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奏称：“至陆兵，则军兴十数年来，战守之法人人皆知，但尽现有之营，勤加练习，万一临事不敷调用，随时酌募，便可应手，不必再议添设，徒糜重馕。”光绪六年内阁学士梅启照亦奏称：“近时将弁知外国船坚炮利，辄曰：‘铁甲虽坚，岂能驶入陆地？水战我不能胜，陆战我必胜之。’”故光绪十年马尾之役，虽然福建水师覆没，醇亲王奕仍不失取胜信心，谓：“华陆军、法水军各擅所长，胜负正未可知，岂能因闽战中止。”而在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上谕在总结战事时也称赞了陆军，谓：“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就连当时普通官员也以中法战争结果为据，认为“中国陆军尚有把握，海军则万万不及西人”。实际上，清军虽然在陆战中取得过一些胜绩，但每战之胜皆系多种因素造成，朝廷上下对陆军实力的判断不免过于自信，而这反而导致一些官员明知新式军事技术具有优势，仍对传统武器与阵法恋恋不舍。如光绪元年左宗棠奏称：“至西人所传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较之中土所演阵式，不但枪械、子药远胜，其束伍、结阵之法，亦良不易及。然自剿办发、捻，中国材武之士辈出，善战者亦多尚洋枪，而不尽习其阵式，如前广东提督刘松山、今苏松镇总兵章合才，所练阵法足平发、捻，亦可制洋人，宗棠实亲见而信其能。”光绪十一年底奕校阅神机营后，一方面称“新式火器尤宜讲求”，另一方面又强调旧式武器在短兵相接中的功用，“盖枪炮惟药弹是赖，偶有不济，则无用矣；又长于击远，苟近其身，则不灵矣。第截军火固匪易，近其身尤甚难。营中之练藤牌也，加练手枪，则可收效于百步之外矣；练砍刀也，以能断秸束者受赏，是不止虚式壮观矣。”此后东北练军即由神机营负责教习，操演阵式依照神机营成法，然后添练“五行八卦阵式”“梅花阵式”，“令与洋枪队相辅而行，并加演刀矛、藤牌杂技，击刺纵跳，以尽步队之长”。其成军虽晚，近代化程度反较淮军还低。

海、陆军近代化之所以形成明显差异，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即朝廷主流意见强调海防就是要拒敌于海上，对陆军在海防中的作用相对而言重视不够，从而使陆军近代化难以得到强有力的带动。海、陆两大兵种虽各有职责，但并不能分离，“陆军负陆战之责，有时补助海战者，如军港之陆上攻守是也；海军负海战之责，而有时补助陆战者，如陆上之准备，及运输之护卫等是也。”特别是守卫海口，不仅需要海军，也需要陆军，一旦敌军登陆，就更要仰仗陆军抵御。然而，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官员关于海防的主流的认识是拒敌于海上，不同于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的主张，因此在讨论海防时往往有意无意轻视陆军的作用。如总理衙门在同治十三年发起关于海防问题的讨论时，率先从练兵、备船、简器、设厂、筹饷等五大方面提出意见，供督抚、将军进一步讨论，以便采择施行。其中关于练兵，总理衙门的意见是：“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应就外海水师及各营洋枪队中，挑选精壮曾经战阵之兵勇，另立海军，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率，简派知兵大员帅之……每军须铁甲船二只……配具兵船若干，先立一军，随立随练。”可知总理衙门所谓“练兵”主要是强调建立可以在海上拒敌的海军。稍后丁日昌所呈《海洋水师章程》直接影响了清廷的海军建设，章程中虽有“选练陆兵”一条，但从他引戚继光之论，认为水师“宜兼习陆战，以备上岸击贼之用”，以及提出所练军队应“半年在陆，半年在海，以备缓急之用”，则他所谓“陆兵”亦非“陆军”，而类似于海军陆战队。光绪元年薛福成《应诏陈言》提出“筹海防密议十条”，同样不及陆军。光绪六年梅启照奏请朝廷饬下海疆各提镇加强水战练习，称“夫防边用陆勇，防海用水师，此一定之理”，更将陆军与海军的作用截然两分，并称沿海各省“防海而添募陆勇，饷能继乎？果其能继，何如竟添水师乎？”到了光绪十一年，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吴大澂又奏称：“昔之防海专恃陆军，布置在海口以内；今之防海宜大治水师，经营在海口以外。”同样轻视陆军在海防中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看法。海防之议兴起前，对李鸿章而言陆军远比海军重要，曾于同治十一年奏称：“中国大势陆多于水，练陆军视练水军尤亟，即使兵船造精，非专恃轮船可以御侮。”直至海防讨论开始时，李鸿章仍持此看法，一方面认为“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另一方面认为“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这种认识无疑更符合中国地理情况及当时军队实力，但光绪元年受命筹办北洋海防后，李鸿章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海防和筹建海军上。他甚至为了加强海防，主张停撤西征新疆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他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光绪六年回应梅启照的上奏时称，“今海上如有水军一枝，胜于陆勇数万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所论并不是指清廷在实际筹建海防过程中完全忽视陆军在防守海口方面的作用，而是指拒敌于海上的认识导致清廷更加重视近代化海军建设，陆军近代化则始终停留在“以简器为先”的层面，即改弓箭、刀矛、抬枪、鸟枪、劈山炮等旧式武器为洋枪洋炮，并采用新式阵法，没有触及军事制度改革，以建立一支完全近代化的陆军。

除上述因素外，由于旧式水师完全落伍，洋务运动时期的海军创建实“为中国向所未有之创举，一切章程法度悉属创始”，这就少了新旧之争，使其推进相对容易。而陆军的发展则因为是在原先构成多样、制度复杂的兵勇基础上进行改革，面临着各种矛盾与利益纠葛，特别是对一些相沿已久的“成法”，“非但疆臣不敢言，亦枢府所不敢议” ，不易在短时间内与旧制度彻底剥离，这也是造成海、陆军近代化“错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对海、陆军近代化何者优先的反思

军事近代化是大势所趋，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受财力限制，同时进行海、陆两个军种的近代化建设，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对清廷来说，应该优先发展近代化海军，还是近代化陆军呢？这取决于多个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清廷如何认识自己所面临的敌手。鉴于鸦片战争以来英、法、美等国侵略沿海的教训，特别是日本侵略台湾所引发的强烈的担忧，清廷选择了优先发展近代化海军的路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遏制日本这个近邻日益暴露的侵略大陆的野心。李鸿章曾明确揭示：“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然而，清廷的这一抉择真是有针对性地建立在了解日本的基础之上吗？这很值得反思。

日本虽然是个领土狭小的岛国，但极具侵略扩张野心，从丰臣秀吉开始，有着四百多年企图吞并中国大陆的思想传统。德川幕府时代主要的思想家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没有一个不主张吞并中国的”；明治初期开国元老如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等，“都是他们的门生，接受他们的教诲”；福泽谕吉更以“脱亚论”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日本的大陆扩张国策决定了其不仅要大力发展海军，更要大力发展陆军。明治政府建立后，很快致力于此，在十余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近代化的海、陆军队，如发布“征兵令”，确立全民皆兵制度；建立各种海、陆军学校，培养军官和各种军事人才；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确立天皇直接统帅军队和指挥作战、用兵的权力；颁发“军人训诫”“军人敕谕”，灌输军人绝对服从天皇、国家军队即“皇军”的思想。进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日本吞并琉球及朝鲜接连发生“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日本“陆军内部开始逐渐占据上风的是攻入敌地、追求胜利的攻势战略主张，而非以往防备敌人袭击的守势战略……陆军对大陆作战也开始进行认真的研究”，并通过采用师团制扩充军队规模，以满足在大陆作战的需要。海军部则至迟在1887年已草拟多个对清作战方案，基本设想是攻破北洋舰队和旅顺军港，然后以辽东半岛为基地进攻北京，为此日本加紧制造和购买军舰，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日本的军费开支连续多年超过财政总支出的20%，最多时超过31%，不论海军还是陆军经费都在增长，但陆军经费占比始终高于海军大约三至七个百分点。

对日本而言，唯有以强大海军战胜清朝舰队，掌握制海权，才能迅速将陆军输送到大陆沿岸；又必须有强大陆军成功登陆，战胜清朝陆军，才能够在大陆立足。换言之，中日之战最终的胜负将取决于陆军而非海军。因此，对清廷来说，为了应对日本的侵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固然重要，但在当时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建设一支强大的陆军尤其重要。然而，清廷绝大部分官员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情况并不了解。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是最了解日本的官员，他因撰写《日本国志》，曾详细记述日本兵制及其海、陆军近代化进展，可惜其书直至甲午战争爆发仍未颁行。而在一般洋务派官员的视野中，则几乎只有日本海军的几艘铁甲舰，对日本陆军的快速发展及剑指大陆毫不措意。一些官员，如翰林院侍读王先谦、翰林院侍读张佩纶及监察御史陈启泰等甚至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兵不为强，主张兴师东征。当然，也有极少数官员对陆军在国防中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比如李宗羲认为：“夫外人涉重洋而来，志在登陆耳，非志在海中也；中国恶其来者，恶其登陆耳，非恶其在海中也，则陆军宜亟讲矣。”又认为：“船炮不可不办，亦宜量力徐图，稍蓄财力，以练陆防之兵，以备有事之用，而仍汲汲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丁宝桢也认为应该立足陆地防守：“彼（指日本——引者）之所以与我构衅者，欲争我土地耳。彼处空虚无物之大洋，而争我财赋所出之土地，若轻与之战，幸而获胜，彼不过伤一二船，于彼固无大损；若不幸而败，则彼得乘胜以据我土地，于我所失甚多。此间轻重尤贵权衡。故海疆之事，能守即为能战。”遗憾的是，类似主张并没有受到朝廷重视。

清廷既然决定优先发展海军，拒敌于海上，这就要求其舰队必须具有绝对实力，能将日本海军“扼之海上”，否则一旦海战失利，失去制海权，仍将不得不在陆地与日军决战。然而，根据既有研究，甲午战前，“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而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也迅速赶上了中国海军”。也就是说，清廷海军并没有战胜日本海军的绝对实力。从战略角度考察，清廷也缺乏与敌决战海上的野心与信心，“海防”二字表明其自始即立足于“守”。这也是李鸿章一贯的主张，早在同治十一年他就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防议起后，德国人希理哈所撰《防海新论》在洋务派当中流传，书中提出防守本国海岸的上策是以海军封锁敌国，也就是“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但李鸿章对这种富有攻击性的防御战略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以后清廷虽然逐渐建立起一支近代化海军，但因日本“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光绪十四年后“未添一船”，加之各舰原设炮位较之最新式快炮相形见绌，李鸿章的战略一直是以守为主。一支立足于防守的海军与一支蓄意入侵的海军遭遇，未战而胜负的天平已经倾斜。

就甲午战争的实际战况来看，经过黄海一战，北洋海军已基本失去制海能力，再加上李鸿章竭力避战求和，北洋海军已难以和日本海军对抗。同时，在陆上，清军也在平壤之役中败给日军，一路溃退至中朝边境。此后不论在旅顺军港所在的辽东半岛，还是北洋海军残余舰只避战的山东半岛威海卫，倘若清廷拥有强大的陆军，仍可与日军在陆地决胜，所谓“陆军足恃，虽船炮未足，犹能制敌也”。不幸的是，清廷陆军近代化程度过低，不论淮军、湘军还是东北练军，装备混乱，训练落后，军官缺乏近代军事技术与战争知识，不懂得利用陆地战略纵深优势持久作战，而且陆军较之海军“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有过之无不及，“每一个总督和每一个自主的巡抚都有他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由他征募，由他装备，并由他自己的行政机构节制……对朝廷只是名义上的忠诚”，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组织起持续有效的抵抗。而“日本在政治上则是坚强统一的，在动员国民群众参战方面也很得力，并且很成功，军队的组织与编制严整，而且上下一致，训练有素”。故当有人问日本甲午战胜的原因时，日本人说：“用日本全国来打李鸿章的北洋一隅，所以胜了！”

结语

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海上、特别是来自岛国日本的威胁，同时由于对自身陆军实力盲目自信，再加上对陆军在海防中的作用认识不清，清廷实施了优先发展近代化海军的策略，致使中国的海、陆军近代化进程呈现明显的差异。然而，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大力推进海、陆军近代化，以图实现其征服大陆的目标来看，清廷的决策显然没有建立在真正了解日本的基础之上，并非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最有针对性的策略。对清廷而言，除非能够建立起拥有绝对实力、可以掌握制海权的海军，否则战争的胜负终将取决于陆地而非海洋。鉴于清廷海防的基本策略是“守”，清廷海军又不具有绝对实力，这就使中日海军对决成为冒险之战。甲午海战失利后紧接着陆战溃败，将清廷陆军近代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一结局似可证明，在当时无法同时实现海、陆军近代化的条件下，为了应对日本的大陆政策，优先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陆军才具有长远重要性，才是制胜根本。倘再考虑到俄罗斯与中国疆域毗连，绵亘数千里，处处可以入犯，那么建立近代化陆军就更加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尽管陆军近代化面临着传统制度的诸多牵绊，但若以洋务运动三十年为期，则并非不可实现。遗憾的是，直至甲午战败，清廷才接受教训，决定彻底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新式陆军，将海军发展置于次要位置，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以来海、陆军发展战略的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