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者提问李光耀：印度该怎样崛起？李光耀：没有人能改变印度

2011年在南亚侨民大会上，李光耀说“没有人能改变印度”，这话听着扎心，但他可不是随口说的。

这位能把新加坡从渔村带成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看问题向来一针见血。

他盯着印度看了四十年，从年轻时候的看好，到晚年的直言不讳，背后是对这个国家骨子里的复杂看得透透的。

为啥说没人能改变印度的落后局面？核心就在“散”，不是地理上的散，是人心和体制的散。

印度看着是个统一的国家，其实更像一堆碎片拼起来的，语言、宗教、种姓、地域，每一条界线都像道墙，把人隔得远远的。

印度宪法里写着22种官方语言，每种都有上百万使用者，你在北方邦说印地语，到了泰米尔纳德邦就得换泰米尔语，买瓶水都费劲。

总理对着全国讲话，能听懂的人还不到两亿，剩下的十亿人跟听天书似的。

政策从中央发下去，到了地方得先翻译，翻来翻去意思就变了，最后能落地的没多少。

宗教和民族的事儿更头疼，印度教信徒多，可穆斯林也有近两亿，再加上锡克教、基督教，各种信仰挤在一块。

就拿吃牛肉来说，印度教视牛为神圣，穆斯林却有吃牛肉的习俗，这点小事就能引发冲突。

李光耀去德里的时候，见过街上因为宗教节日游行的队伍打起来，警察来了也劝不住，最后只能看着商店被砸。

最要命的是种姓这道坎，虽然法律早废除了，可民间还认这套，高种姓的人家里，连雇佣低种姓的佣人都得单独给一套餐具。

李光耀认识个印度教授，女儿爱上了低种姓的同学，家里直接以死相逼，最后俩人情断义绝。

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让社会像块僵硬的石头，怎么也融不到一起。

印度的“散”，还藏在骨子里的地方主义里，各邦政府眼里只有自己的地盘，中央想推个跨邦项目比登天还难。

有回李光耀跟印度官员聊天，对方抱怨说修条从孟买到德里的高速公路，光征地就用了十年，每个邦都想多要补偿，不然就不让施工队过界。

更有意思的是行政区划本身就带着殖民的影子，英国殖民者当年划边界，好多都是直接在地图上画直线，根本不管当地的民族分布。

锡金就是被强行并进来的，到现在还有人不承认自己是印度人。这种硬凑起来的国家，各邦心里都有小算盘，很难一条心。

李光耀说“没人能改变”，还因为印度的体制像盘缠不清的线，想干点事处处是绊子。不是人不行，是系统不让人好好干。

从尼赫鲁到莫迪，好几任领导人都想改革，可最后不是被利益集团拖垮，就是被传统观念拉回来。

最明显的就是行政效率低得吓人，李光耀有次去新德里参加会议，主办方安排他参观总统府。

宴会上用的刀叉看着挺精致，他拿起来想切块牛排，稍微一使劲，餐刀“啪”地断了，差点弹到脸上。

旁边的印度官员赶紧道歉，说下次一定换好的，可在他看来，连国家层面的接待都这么敷衍，日常行政能靠谱吗？

后来去印度大使馆，官员送他两瓶洋酒当国礼，寒暄几句后，突然低声说：“李先生，能不能帮个忙？

德里的几位官员托我买了几箱高尔夫球，您回程方便带过去吗？”这种公私不分的事，在印度官场不算新鲜。

李光耀在日记里写：“他们不觉得这是贪腐，反而觉得是人之常情。”

审批流程更是能把人逼疯，有个新加坡商人想在印度开工厂，从申请到开工用了三年。

光环保评估就盖了四十多个章，每个部门都得打点，最后花的“人情费”比建厂成本还高。

李光耀跟印度总理聊起这事，对方只能苦笑：“我也没办法，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规矩。”

种姓制度在体制里的影子更难消除，政府部门里的高种姓官员占了大半，低种姓就算考上公务员，也很难进入核心岗位。

李光耀见过一个低种姓的税务官，因为严格查了高种姓商人的偷税漏税，不到半年就被调去偏远地区，理由是“不适应工作”。

这种明里暗里的排挤，让很多有能力的人有劲使不出。

印度不是没人才，是留不住、用不好，硅谷的印度裔CEO一抓一大把，谷歌、微软都有过印度裔掌舵人，可这些精英大多不愿意回国。

李光耀问过一个印度理工学院的教授，为啥留不住学生？对方叹气说：“回来干啥？搞科研缺经费，办企业被刁难，不如在国外舒心。”

就算留在国内的精英，也容易被体制磨平棱角。

有个印度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刚进政府部门时想改革办事流程，结果老同事告诉他：“按规矩来就行，别瞎折腾。”

过了五年，李光耀再见到他，已经成了个只认文件盖章的老油条，当年的锐气一点没剩。

教育资源的分配更是畸形，高种姓的孩子能上国际学校，学英语、玩电脑，低种姓的孩子可能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

李光耀去北方邦的农村考察过，一间教室里挤了四十多个孩子，老师半个月才来一次，因为工资被克扣了大半。

这种差距，让底层很难有上升的机会。

他还发现个有意思的现象：印度人特别崇拜西方学历，剑桥、牛津的文凭在印度比本土名校管用，哪怕是个三流专业，回来也能当“专家”。

有次他参加一个论坛，主办方介绍嘉宾时，特意强调某人“拥有伦敦大学的荣誉学位”，结果那人发言时连基本的经济常识都搞错了。

李光耀说“没人能治理好印度”，不是否定印度的未来，是戳破了它最现实的困境。

这个国家就像被各种绳子捆着，语言是一根，宗教是一根，种姓是一根，体制是一根，哪根都不好解。

李光耀年轻时候也盼着印度能起来，上世纪60年代去德里，看到尼赫鲁搞五年计划，建了不少工厂，还跟人说“印度有潜力”。

可后来一次次去，发现工厂还是那些工厂，效率没长进，腐败倒是越来越厉害。

有个老工人跟他说：“三十年前我们每天生产五十件衬衫，现在还是五十件，就是厂长换了三任，房子越盖越大。”

印度的改革总像在原地打转，英迪拉·甘地算强硬的，想收回各邦的部分权力，结果引发抗议，最后不了了之。

莫迪上台喊着“印度制造”，搞了几年，手机工厂倒是建了不少，可核心零件还得从中国进口，组装一下就成了“印度制造”。

李光耀在书里写过：“新加坡能成功，靠的是政策能坚持五年、十年。印度呢？一项政策能撑过一年就不错了。”

这话挺扎心，但看看现实，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今天出个扶持农业的政策，明天可能就因为某个邦反对而取消；这个月说要打击贪腐，下个月就爆出部长受贿的新闻。

那位问李光耀“怎么带印度崛起”的学者，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久。

其实李光耀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不先把“散”的问题解决了，不把体制理顺了，再厉害的人也难有作为。

印度要走的路还很长，不是建几座高楼、造几架飞机就叫崛起，得先把人心聚起来，把规矩立起来。

李光耀离开这个世界前，还在跟身边人说：“印度要是能把内部的墙拆了，谁都挡不住它。”只是这拆墙的过程，不知道要等多少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