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生态智慧探秘

古代民间蕴藏着令人惊叹的生态智慧，这些自发形成、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环保实践，不仅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更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以活态传承的方式诠释着中华民族“道法自然”的法治文化基因，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注入了历久弥新的本土法治资源。

万物循环：市井里的永续之道

早在殷商人们就已经开始给农田施肥，《汜胜之书》有云，“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为了积肥，开始有了厕所，并对家畜进行了舍饲，印证着先民对物质循环的认知。这种将废物转化为肥料的实践，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被表述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法定要求。

唐代裴明礼早已开始实践“再生经济”模式，《太平广记》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这位古代“垃圾分类大王”，收到一堆被居民们废弃的生活用品后会将这些废品分门别类，做好标签，即使是一小块瓦片也坚决不浪费，久而久之，他凭借着“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有了“万贯家财”，堪称古代循环经济先驱。“分门别类，做好标签”的操作规程，与《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的现代条款遥相呼应，展现中国古代对“减量化、再利用”原则的朴素认知。

宋代杭州人口众多，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巨大。北宋临安城的清晨，总能见到身着皂衣的清洁夫摇着铜铃穿街走巷。据《梦粱录》记载，南宋时期杭州设有“扫街徭役”，专职清理街道垃圾，并建立了定时收集粪便的“倾脚头”制度。他们将收集到的百姓倾倒的粪溺运到农村卖掉。“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生意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这些看似寻常的市井场景，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垃圾分类体系，将千年环卫智慧升华为固废治理的法律框架。

生灵共荣：百姓自发的生态守护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用鱼竿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用弋射的方式获取猎物，但不射休息的鸟兽。采用科学的渔猎方法，保留鱼鸟等自然界共生的微小物种可持续繁衍。这种通过自我约束维持种群延续的智慧，构建了早期“生态红线”概念。

在浙江开化长虹乡星河村莘田自然村的一块斑驳墙面上，嵌着一块立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的《荫木禁碑》。这块碑是严禁盗砍山林的乡规民约，碑文写明了违反禁令的惩罚措施，甚至列了树木被风吹雪压自然折损后的处置方法，与当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形成治理范式衔接，将个体自觉凝聚成了集体合力，更好地携手守护山林。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孝丰县（今安吉）鄣吴村多位贤士民间自发而立《阖村公禁碑》，内容是严禁破坏林木、保护生态环境。碑文明令：“凡山脉水口及一切公所关系等处概不许明拌暗砍，并暨有时或被水倒风挠，亦归公用，不得争取以为己有。如有贪图渔利仍蹈前辙者，鸣公究治，决不徇情……”发起人中吴俊卿（昌硕）赫然列名，这位日后享誉海内的艺术大师，早年便以乡贤身份参与生态治理，印证了环保传统在基层社会的深层延续，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力量协同治理”在农耕文明中的原生形态。

《放生河碑》立于清光绪十一年间（1885年），通过“官民合意”确立禁渔制度，碑文书：“尔等务各遵照公禁界址，毋得仍前往捕。自示之后，其各凛遵，毋违，特示。”通过村民集体呈请、县令行政核准的协同程序，在特定河段实施禁渔以保障鱼类繁育。“界址禁捕”的空间管控思维，在今天仍在承续发展。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护林植林”的传统如同参天古木的根系，深深扎入民族文化的沃土，在神州大地上绵延生长，更融入民族血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立碑护林”这一独具东方智慧的生态治理范式，以金石为凭、文字为约，将自然伦理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乡规民约，展现出中国古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

青山常在：系统治理的东方智慧

乾隆八年（1743年）八月，15名梁姓山主为保护名刹庆云寺及其所在的鼎湖山“山清水秀，树木森蔚”的环境，共同商议规约，文称：“界内竹木，系佛门有主之物，俗人不可斩伐私取，以伤丛林风水，则无量功德矣……”通过“佛门有主之物”的产权宣示，将宗教场所的生态价值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其中竹、木、藤、草均不能砍伐，连干柴都不能捡，如此上下一心、僧俗同政的护山、护林决心值得称赞。

太湖流域的溇港圩田体系，是先民破解“水乡泽国”困境的生态答卷。春秋时期起，先民使用“竹木透水围篱”技术，用竹子和木头做成两道透水的挡墙，从沼泽地分离出河流与耕地，形成“七分水三分地”的生态格局。宋代杨万里《圩丁十解》诗中云：“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先民自发对圩堤进行岁修，溇港的开挖和管理，是一代又一代太湖先民的共同努力。“圩堤岁修共担、塘基循环共用”的治理架构，不仅塑造了水土共治的乡村秩序，更孕育出环境法“风险预防”的制度基因。

这种智慧在湖州南浔升华为“桑基鱼塘”的经典范式，南浔先民因地制宜，将地势低洼处深挖为鱼塘，塘泥堆在鱼塘四周形成塘基，塘基既可防洪，亦可供种植。南朝梁《吴兴记》记载：“吴兴太守大开学校，劝人种桑……百姓赖之”，大大推动了蚕桑业的发展。由此“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模式初步形成。明清时期，桑基鱼塘快速发展，一时间，“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清代，“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圩区内的溇港、湖漾、圩堤、圩田等各类土地，或种桑养蚕，或养殖鱼虾，或种植稻麦，或盛产瓜果蔬菜，为人类提供各类农产品，民安物阜，从而催生出丝绸文化、稻文化和鱼文化。太湖先民以非凡的洞察力摸到自然规律并懂得尊重规律、利用规律，变涂泥为沃土，孕育一方文化。桑基鱼塘“物质闭环”系统，正是《循环经济促进法》“减量化、再利用”原则的农耕文明预演。

从市井巷陌到深山古刹，从“毋敢伐材木”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华文明对自然的敬畏一脉相承，古代百姓用智慧编织起一张绿色生存网络。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穿越千年的绿色密码，会发现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早已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