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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一个领袖，银行里悄悄进账几十亿；一个夫人，在巴黎豪宅里每月花销十几万美元；而他们治下的巴勒斯坦人，却为一袋面粉排队三小时。这不是电影，是权威报告里真实的阿拉法特时代。钱从哪来，花到哪去，谁都说不清。

账户在涨，锅却让人民背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那年，阿拉法特带着胜利者的气势，从突尼斯回到加沙，群众夹道欢迎，红地毯铺到总统府门口。他是归来的民族英雄，也是新政权的灵魂人物。从那天起，一切财政拨款、对外援助、关税税收，全绕不过他签字的那支笔。

权力集中，钱也就跟着走。根据多份审计记录，从1994年开始，以色列每月把代收的关税——约七八百万美元，直接打进阿拉法特掌控的账户。本来这些钱应该进入财政部，由立法机构监督分配，但当时体制不健全，这笔钱去哪儿，全凭一纸便签，谁也不好查。

几年时间，这样的“个人代管”账户累积金额已接近五亿美元。不是传说，是以色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务审计团队交叉认证的事实。阿拉法特并不否认，他说“这是为了防止腐败”，自己“亲自保管”。

问题是，钱虽然进了账户，却很少转化为医院、学校或清洁水源。以色列围墙之外，加沙的自来水仍浑浊；以色列军区之外，西岸的发电厂常常停电。每逢选举，候选人开的是奔驰，民众骑的是驴车。

底层民众看得糊涂。米价越涨越高，路灯越来越暗，街道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可权贵的车队却越来越长，宫殿一样的官邸越来越豪华。有时有人私下议论“钱去哪了”，第二天警察就来敲门。

在国际捐助方眼里，这套系统越来越像黑洞。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专项报告，指出从1995到2003年，约九亿美元“以不透明形式”流入总统个人及其圈内高层控制的账户，资金广泛用于境外投资项目，几乎无法监管。

这些投资包括希腊旅游业、阿拉伯银行股份、以及一些匿名基金。换句话说，本该用于基建、公共卫生、教育系统的钱，转了一圈，进了私人控制的项目，变成了利息与股息，分配对象却只有那么几个名字。

一边是账上暴涨的美元，一边是帐篷里煮饭的家庭。权力顶端和权力底层之间，被一层厚厚的钞票挡住了视线。

巴黎香榭丽舍，难敌加沙断电夜

阿拉法特不是一个人生活。苏哈·阿拉法特，这位比他小三十岁的夫人，是法国籍的巴勒斯坦裔。两人低调结婚，婚后大部分时间不住在巴勒斯坦，而是长期定居巴黎。

巴黎生活讲究品味，也要花钱。苏哈在法国的日常开支，一度被媒体曝光为每月十万美元。这数字不是反对派造谣，而是2004年法国政府与巴方就资产分配问题展开调查时，法国财政警察确认的银行流水。

这笔巨额生活补贴，全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公款支付。而公款从哪来？除了欧盟援助、联合国粮援、还有普通民众缴纳的生活税与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一个在巴黎购物的高官夫人，其信用卡账单背后，连着加沙一个菜农的地租。

巴黎高级区内有一处房产，登记名下也是苏哈个人名义。这栋豪宅隔着香榭丽舍大道，一面看城市繁华，一面隔着海看国土战争。家中佣人、司机、翻译团队、安保随从一应俱全，全由“总统生活办公室”支付账单。

而加沙？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加沙地带失业率接近三成，极端贫困人口超过40%。很多家庭一周能吃上两次鸡蛋就算不错。用电更成问题。每到冬季，断电成常态。很多家庭在黑夜中围坐生火，听着收音机广播，看不见未来。

苏哈的“花钱习惯”并不低调。欧洲媒体曾报道，她与多位法国奢侈品牌负责人有长期合作；每年出入巴黎高端私人俱乐部，与多国政要夫人共进下午茶。她是那个“看起来不像中东人”的中东贵妇，妆容精致，言辞激烈，却对自己国家的民众极少露面。

阿拉法特公开辩解，说“让她留在巴黎是为了安全”。可这段时期，阿拉法特自己却常年被困在拉马拉总统府，在以色列包围下几乎无法外出。国际媒体调侃：“总统囚禁一隅，夫人全球通行。”

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前夕，法国官方对其个人账户展开调查，涉及金额超三亿美元。苏哈拒绝公布账目明细，坚持“丈夫从未侵吞国家资金”，并提起多项诉讼阻止解密。直到2022年前，关于这笔财产去向，仍没有完整结论。

巴黎的高级床垫，加沙的薄毯子；总统夫人的红酒晚宴，普通难民的水煮洋葱饭；权贵的安全区，百姓的废墟。这些对比，不是照片拼出来的，而是财政报表、国际援助记录和联合国统计数据背后最冷静的数字。

反腐风起时，账本却藏得死死的

阿拉法特在位时期，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查账。账本问题多年积压，终于在2002年以后被国际压力逼上台面。

这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先后要求PNA公布财政收支明细，否则将中止援助。很多欧美国家也开始附加条件，要求财政透明、资金监管，阿拉法特不得不做出“改良姿态”。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借机展开调查，1997年的那份审计报告再次被翻出。里面写得很清楚：预算的40%，去向不明，部门资金交叉拨付，实报虚支，补贴随意。名字、金额、去向，有详细记录。报告要求追责三位内阁成员，但谁都知道，真正拍板拨款的人另有其人。

新任财政部长沙拉姆·法耶德是个麻省理工毕业的经济学者，一上任就推行标准会计制度，要求所有公共支出必须公示。上报系统刚上线，他惊讶地发现，单是“安全机构津贴”就有高达每月2000万美元，分散在十多个子账户中，没有任何审核痕迹。

这笔钱的流向，一查就是阿拉法特直接签批。没有会议纪要、没有预算审批，凭一纸便条就能划账。还有更多“特别基金”“主席特批”项目，根本不走常规流程。连法耶德都说：“我只是财政部长，却连支出明细都看不全。”

除了内部问题，外部更急。国际社会尤其欧盟开始担心，过去十年捐出的几十亿美元，竟很少见到实质改善。教育系统还在用临时教室，医院医药缺口巨大，公务员工资常年拖欠，连垃圾清运都由联合国临时工承担。

2003年，美国会计团队被授权进入审计，查出阿拉法特控制的九亿美元资金被用于购买希腊公司股份、匿名基金、银行账户。这些操作大多以“投资名义”完成，利润不归财政，而是继续流入私人控制的分红账户。

其中最典型的是一笔“匿名阿拉伯银行控股账户”，金额接近两亿美元，由一位高层顾问代持。外界质疑这是否为家族储备金，亦或是政治安抚资金，至今无定论。

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这些资产问题全面爆发。法国警方、巴方检察机关、国际金融情报小组几乎同时启动调查。法国政府解密部分银行记录，发现部分账户仍由苏哈掌控，每年有数十万美元流动，使用名目模糊不清。

巴勒斯坦本地也开始推动反腐。2006年检察长公开表示，“初步估算被挪用或下落不明的公共资金高达七十亿美元，实际可能远超。”这并不是反对派口号，而是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IMF等多机构交叉数据而得出的判断。

可问题在于：账本虽查出，责任人已不在。资金转移多年，资产遍布海外，要追回几乎不可能。更棘手的是，一旦追责，牵扯的高级官员名单太长，整个体制都可能动摇。

一位调查人员说：“我们打开的不是账本，是潘多拉盒子。”

穷人的耐心，富人的算盘

普通巴勒斯坦人对金钱敏感，没办法不敏感。他们早就发现，政权换人容易，穷日子不动如山。公共预算年年有，学校操场却永远破败；国际援助常常到，医院急诊却始终瘫痪。

很多人心里明白，钱没到自己口袋，就不知道去哪了。每当听到高官又买下海外别墅、又在土耳其注册公司，民众只能在难民营里摇头苦笑。

国际组织看得更清楚。2006年后，由于哈马斯赢得选举，美国与欧盟切断援助，整个PNA陷入现金危机。公务员连续数月领不到工资，教师集体罢课，垃圾成堆，治安恶化。

此时才发现，过去那笔庞大的援助——从奥斯陆协议以来高达数十亿美元，大部分早已在多年间花光，且很难追踪流向。财政账户只有支出，没有效果；预算有指标，没有项目；财产有名义，却无人使用。

公众不再盲信。一次媒体调查发现，超六成受访者认为“过去十年领导阶层有重大腐败行为”，仅不到两成相信“反腐会见成效”。可话虽如此，该选举时还是得选，该生活时还是得过。

政治人物再换，制度再改，真正到底层的只有配给和补助。一个小镇的护士说：“只要发工资，就不问钱怎么来的。”这不是道德选择，而是生存本能。

近年，阿巴斯政府试图改革，最明显的一项是2025年废止“烈士基金”制度。原先该项资金用于奖励“烈士家属”，被指缺乏透明，常年滋养腐败。改革后资金将以经济困难为标准发放，试图回到社会补助本质。

这是象征性的开始。可多数民众清楚，几条法令改不了二十年形成的灰色结构。公开财产、不设特权、追查旧账，这些口号喊了多年，行动却始终犹豫。

“阿拉法特是历史人物，不是腐败的全部。”有人这样说。但也有人反驳：“正是历史人物动了第一笔账，才让后来人有了惯例。”

加沙的孩子还在跳皮筋，西岸的老人还在等医疗车。巴黎的账单结清了，难民营的饮用水仍断断续续。民族梦想、领导荣光、信仰斗争，这些宏大词汇都曾响彻四方，可到头来能救人的，是一杯清水、一片药片、一份踏实的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