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湖北是啥样？揭秘比吴越更早“纳土归宋”的荆南政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唐雪舟

近日，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引起了公众对于五代十国史的关注，形成一股讨论热潮。电视剧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钱氏政权为中心，讲述了吴越“纳土归宋”、保境安民的历史故事，让五代十国这个鲜少被人关注的历史时期，再次站到公众面前。

电视剧《太平年》海报

有网友发起讨论，如果穿越到五代十国，回到你目前所在的ip，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浙江ip的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自己很幸运，而河南ip的网友则感叹自己可能会“落地成盒”，开局即死。有来自湖北ip的网友表示疑惑，不知道自己会处于何种境况。五代十国时期的湖北，究竟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在五代十国时期，湖北境内存在着一个名为“南平”（又称荆南）的地方割据政权，由高季兴建立，定都荆州，通常被归为十国之一。这个政权何以存在？在它统辖之下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湖北大学，采访了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曾育荣教授。

曾育荣长期致力于研究五代十国史、宋代史和湖北地方史，尤其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荆南政权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出版有《高氏荆南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荆南政权的发展脉络，填补了五代十国区域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曾育荣教授向记者展示他的专著

夹缝求生、稳到最后：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湖北本土学人的学术自觉，填补区域史研究空白

记者：《史稿》被评价为“在相当大程度上填补了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研究领域的空白”。您最初是怎样想到要去研究这个小政权？

曾育荣：我读硕士期间做的是宋代史研究，我发现要理解宋代史必须向前看，先厘清五代十国的历史脉络。在梳理五代十国史料时，我发现我们湖北地区的这个小政权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五代史部分篇幅极少，可以说湖北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并未被梳理清楚；同时，十国中其他割据政权都已有研究专著，唯独高氏荆南政权没有。

作为湖北学人，我对本土历史有着天然的情感，也觉得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历史书写清楚。于是读博期间，我将高氏荆南政权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耗时搜集梳理史料，历时三年写出《史稿》。这本书全面考察了南平政权的建立、发展与灭亡，梳理了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发展全貌，希望能为湖北区域发展史和五代十国史研究，补上重要的一环。

湖北区域发展史上唯一一个割据政权

记者：荆南政权的疆域大致对应如今湖北的哪些区域？其历史地位又如何？

曾育荣：荆南政权是五代十国南方九国中疆域最为狭小的政权，由高季兴建立，定都荆州，从后梁开平元年（907）存续至北宋乾德元年（963），历四世五主，仅存57年，且其统治疆域始终在今湖北境内，是湖北区域发展史上唯一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关于其疆域，现存史料虽有矛盾与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它在“纳土归宋”时辖荆、归、峡三州。其中，荆州为江汉平原腹心，下辖江陵、枝江、松滋、监利、石首、当阳、公安、长林、荆门九县；归州对应如今的秭归、巴东一带；峡州则涵盖今天的宜昌、远安等区域。这个政权虽疆域小、实力有限，却地处长江中游，汉水又为南北物资转运要道，交通便利、战略位置关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五代十国的格局中有着独特的存在价值。

五代十国疆域图

“事大”与“睦邻”：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记者：在藩镇割据、崇尚武力的五代十国，荆南政权何以能在强邻环伺中存续57年？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

曾育荣：从内部治理来看，高氏统治者的施政策略十分务实。其一是重视人才，尤其是文人群体，历代统治者皆重用文人为官，且从谏如流，为政权稳定奠定了基础；其二，依托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发展经济，作为南北物资转运的重要枢纽，南北商旅皆经此地，商贸的发展为政权存续提供了经济支撑；其三是妥善的外交策略，对上采取“事大”策略，恪守藩镇本分，与中原政权保持紧密联系，对邻国则采取“睦邻”策略，不轻易发动战争，且主动求和，以保境安民为宗旨。

从外部环境来看，荆南作为南方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缓冲地带，夹在多国势力中间，而当时各方势力彼此制衡，均无实力吞并对方，也不会轻易开战，这为政权存续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荆南政权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不低于盛唐时期，这也是其治理成效的直接体现。

首个“纳土归宋”的割据政权，和平过渡保护民生发展

记者：《太平年》讲述了吴越钱氏“纳土归宋”的故事，而您提到荆南才是首个和平归宋的割据政权，这一历史过程是怎样的？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曾育荣：确实，历史上第一个“纳土归宋”的并非吴越，而是高氏荆南政权，其和平归并比吴越钱氏早了整整十五年。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宋朝军队为平定湖南地区的叛乱，向荆南提出借道请求，当时的荆南统治者高继冲审时度势，顺势归降，不费一兵一卒便完成了区域统一的平稳过渡。在宋朝完成南北一统的过程中，十国中仅有荆南高氏和吴越钱氏两个政权，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归并的。这种方式避免了战火侵扰，最大程度保护了当地的百姓与社会生产，对荆南地区的民生发展和文化延续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打破刻板印象，正视历史地位

记者：史料记载荆南政权曾有拦截过路商旅、扣留财物的行为，又因四面称臣被时人戏称为“高赖子”，您对如何看待这一历史评价？

曾育荣：这一说法见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料中也确实有高氏拦截马楚和前蜀进贡财物的记载，但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将其作为荆南政权的标签。首先，这种行为只是极少数个例，并非常态，否则南北商旅便不会再途经此地，荆南政权的商贸经济将无从发展，同时也会破坏与邻国的关系，威胁政权的生存，因此这一说法本身存在夸大之嫌。其次，欧阳修对荆南“四向称臣”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正统观念色彩。在他的书写视角中，“四向称臣”是“屈节”之行，但放在五代十国的乱世背景下，这是荆南为了存续而采取的务实外交策略，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生存需求。以后世的正统观念评判当时的生存策略，失之偏颇，因此不能仅凭这一说法，就否定荆南政权的历史价值。

《高氏荆南史稿》专著

电视剧《太平年》带来的思考：文学、艺术与历史的平衡

文学、影视作品，助力“冷门”历史走进公众视野

记者：电视剧《太平年》开播以来，据您的观察，您身边有人追剧吗？

曾育荣：《太平年》这部电视剧是我所了解的近年来难得的以五代十国为题材的一部作品，也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我认识的一些同事、朋友、学生都在追剧，他们谈论剧情，评价有褒有贬。大众能通过电视剧去了解五代十国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客观意义上说，把这种内涵丰富、信息量较大的历史故事搬上舞台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五代十国史为何长期“存在感”不高，不如三国、魏晋南北朝那般被公众熟知？？

曾育荣：五代十国史的“冷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存续时间较短，尽管政权更迭频繁、君主众多，但实际仅存五十余年，远不及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跨度，留存的史料相对有限，也导致研究空间和传播素材相对较少；另一方面，缺乏经典文学作品的助力传播，三国历史因《三国演义》家喻户晓，魏晋南北朝也有诸多文学作品与之关联，而五代十国史长期以来缺乏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作品，难以走进大众视野。

矛盾和依存：如何平衡文学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

记者：《太平年》的热播让五代十国史走入公众视野，但也有学者指出剧中的一些史实错误，您如何看待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的史实与艺术加工？

曾育荣：事实上，任何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都难免存在艺术加工，这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特点，关键在于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历史是客观的，不能被随意虚构，历史题材作品必须以史实为依据，这是对客观历史的尊重；而文学艺术创作又需要进行一定的虚构与加工，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古人已经留下了很好的传统，《史记》之所以脍炙人口，正是因为司马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贴合人物性格的艺术加工，比如“霸王别姬”的细节描写，既让人物更加鲜活，也能让大众接受这样的虚构。因此，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并不矛盾，只要以历史真实为前提，在史实的框架内进行合理的艺术创作，就能较好地兼容历史与艺术。

电视剧《太平年》李煜镜头

记者：《太平年》播出后，“李煜镜头被盘包浆了”的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文学作品影响力的探讨，有观点认为，整个五代十国加起来都比不上李煜一个人的热度，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学记忆遮蔽历史”的现象？

曾育荣：李煜的高热度，反映出文学作品在传播历史、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李煜的诗词流传千古，中小学教育中也多有涉猎，其亡国之君的命运又让大众心生同情，这种文学记忆让他深入人心，甚至盖过了五代十国的整体历史，这也体现了文学的传播力量。

但我们也要清晰地将文学与历史区分开来。从文学角度，李煜的才华与遭遇值得共情；但从历史角度，南唐的灭亡与李煜自身的政治才能缺乏密切相关，他推崇佛教、不恤民情的施政举措，是南唐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文学作品能扩大历史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关注历史，但不能将文学等同于历史，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最终还是要回归历史真实，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史实出发做出评判。总的来说，历史研究不能被文学牵着鼻子走，但同时又需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反映历史。文学与历史，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