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陆军二级上将之子，75岁官至副国级，2017年去世享年98岁

万国权出生在吉林省洮南市，早年跟随家人迁到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北京汇文中学。1940年考入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1945年毕业后回到天津担任利中酸厂副经理，不久升为经理。那时候厂子生产硫酸产品，主要供应北方市场。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参与建设，1950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积极组织会员学习方针政策，投身经济恢复工作。

1954年公私合营政策推行，他带头将利中酸厂转为公私合营企业，推动天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程。此后担任天津市利中酸厂副厂长、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还兼任天津市化学制造同业公会主任委员。1957年到1963年，任天津市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和区工商联主任委员，负责协调工业生产和企业改造事务。1964年到1977年，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主持日常运作，联系多家企业开展调研。

1977年到1983年，任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建天津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参与多项经济议题讨论。1983年到1997年，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其间1985年到1992年兼任民建中央执行局主任，1992年到1994年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1997年后，任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同时兼任全国工商联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

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参加多次会议，提出经济建设和统战方面的建议。1994年3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第八届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主任。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任期到2003年3月。在这些岗位上，他组织多项调查研究，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交报告。

1988年起，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多次到澳门征求意见，推动基本法制定工作。1995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发言，强调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反对分裂活动。1998年带领全国政协调查组到北京、浙江、广东、江西等地考察老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组织多项活动，接待台湾来访人士，宣传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交流。

在对外交往中，他率团访问美国、法国、泰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促进国际合作。1989年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论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必要性。1993年，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被写入宪法修正案，确认多党合作制度。

他坚持深入基层，走访多家企业，了解生产情况，推动技术改造和信贷支持。抗美援朝时期，带头认购公债，并参加京剧义演募捐。1964年水灾时，捐款捐物支援灾区。担任民建中央执行局主任期间，主持日常工作，组织会内外专家调查研究，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出意见建议。

作为东北军爱国将领万福麟的长子，他目睹国民党时期官僚腐败，辞去公职转入实业。九一八事变后，随家人南下避难，经历颠沛流离。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天津从事工业生产，选择走实业救国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旧军政人士南下或出国，他递交自荐信加入新政权，安排在轻工业处工作，调研多家企业，提交笔记。

公私合营启动，他主动上缴股份，推动企业转型。担任天津市化学制造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时，组织行业会议，协调生产资源。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任上，经常到码头和纺厂检查设备，绘制草图，测量数据，推动扩建和改造。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带队到联邦德国考察连铸连轧系统，记录技术参数和运维经验，回国后纳入天津重工业升级报告。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内，每年行程遍及西藏、海南、内蒙古等地，调研乳业和基础设施项目。邀请在津外资企业座谈，解答市场疑问，推动北方合作。作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多次赴澳听取各界意见，解答疑问，促进澳门回归进程。反对台湾独立，倡导和平统一，接待多批台湾访客，强调共享主权。

从领导岗位退下后，仍关心改革开放事业，审阅数据，提出建议。坚定拥护中共中央决策，与领导同志交往中，参加多项活动。2017年3月23日13时12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葬礼简朴，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追思会上，老工人回忆他推动技改，避免工厂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