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两月后，蒋介石仍不肯善罢甘休：再把一人从无期改成死刑

1950年2月18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随着我情报人员朱枫的被捕，作为该地下党组织的核心——吴石也遭暴露，并于3月1日的晚上被捕。

随后几日，国民党当局布下大网，对在台潜伏的地下党进行了搜捕。最终在叛徒提供的具体名单之下，大量地下党被抓捕。

审讯下来，按照国民党当局对待地下党的狠辣手段，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毫无意外的被法院判处死刑。而吴石的副官，27岁的王正均被判七年徒刑。

原本以为，“吴石案”已经宣告了解。但这件案子却让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如履薄冰——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竟然有如此多的地下党，狐疑之下决定对除吴石等四人“予以严惩”。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总统府参军长俞济时自然知晓蒋的用意。总统有“杀鸡儆猴”之意，对于从犯自然要严惩。

于是在向蒋介石汇报从犯处理时，俞济时认为对于王正均等人量刑过轻，建议对其重新判刑。这下正中蒋介石下怀，于是他提笔批示复审。

在蒋介石的干预之下，台湾当局法院对王正均重新审讯，改判为15年。

但没想到这个结果让蒋介石难以满意。于是，法院迫于总统的权力，竟然将王正均判为无期徒刑。

令人震惊的是，对于这种明显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判罚，蒋介石仍然感到“不解恨”，竟然提笔在呈上来的案卷之上，批下“死刑”二字。

1950年8月10日早晨，台湾的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当法官宣判王正均死刑立即执行之后，这位27岁的青年并未露出一丝畏惧表情。

在得知可以在死前写下遗书之后，王正均镇定的旋开钢笔，写下了自己的最终遗言。于是，在半个小时候之后，他被押赴吴石等人就义的台北马场町刑场。

罪恶的枪声响起，年仅27岁的王正均从容就义。

王正均1924年出生在福州三坊七街。三坊七街住的都是福州的一些名人，著名的作家冰心、近代思想启蒙家严复等名人均住在此。

王正均祖上都是读书人，但在他父亲这辈家境已经没落。王父有一笔好字，全年的吃穿用度全靠父亲的抄抄写写。

王正均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王家的生活愈加窘迫，家庭成员往往不能果腹。

1939年，王正均在福州福华中学完成了课业。但学习成绩颇不错的他竟然无钱缴学费，导致不能毕业。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家里。

1940年，王家更遭横祸，一家的顶梁柱王父竟然被活活饿死。由于经济困窘，遗体在家停了三天还是无钱下葬。

作为一家之主的王正均只好在亲戚的撺掇之下，将最小的妹妹“嫁”（实则是卖）给了临县的一家农户做童养媳，这才堪堪筹措了资金，将父亲下葬。

下葬了父亲，生活的难题又摆在了王正均的面前。当时王家家徒四壁，又无亲戚可以依靠，这样下去只能是等死。

但在这时，王正均的“母校”福华中学向他施来援手，为他办了一个高中毕业证。这样，他才能在福州以抄写为生。

所幸，此时兄弟姐妹们也逐渐长大，各自也能打打零工补贴家用。

在三坊七街居住的时候，王正均认识了邻居聂能辉。

聂能辉是一名共产党人。他早年参加新四军，经历过皖南事变，进过国民党的集中营，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此时，他正由组织安排到福州进行地下工作。

聂能辉对这个饱经生活苦难而又颇有才能得青年颇有好感。

由于涉及到地下工作，目前尚无史料表明，聂能辉是否是王正均入党的引路人。但根据资料显示，聂能辉正是与吴石一同牺牲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吴石的副官聂曦的亲戚。

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由团结抗日转变成为各自为敌。有一批福州人在中央的指示下打入国民党的内部，从事地下工作。

而王正均家的生活也因此得到改善。在“熟人”的介绍之下，他进入国民党福州新闻处做文员，负责一些誊写公文的杂事。他家也因此搬到了宫巷。

在史料中没有记载谁推荐了王正均在国民党中担任一名文职。但猜测大概是聂能辉或者聂曦。因为王正均的新家正好与聂曦住所相邻。

王正均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也很突然。他的堂弟王正兴回忆，王正均赴南京毫无征兆。随后便从南京那边传来讯息，王正均已经是中尉军衔。

这让王家一家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王正兴曾经拿出族谱，把王家所有沾亲带故的排查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有政坛和军界背景的亲戚。

但王正均已经从一个福州穷小子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一名文职军官了。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吴石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而王正均也辗转来到了台湾，继续在国防部工作。

作为吴石副官的聂曦在台湾后升任中校交际科科长。在他的介绍之下，王正均成为了吴石的副官，也因此备受吴的信任。

王正均在台湾承担的地下工作主要是，搜集情报和传递情报。资料显示，王正均曾经将另一位地下工作者陈宝仓绘制的台湾驻军和沿海防御图辗转通过香港，传送到组织手里。

这一切让知道真相的台湾当局极为震惊。

1950年前后，国民党对于地下组织的搜捕开始加剧。

而在台湾党工委，我党的书记是蔡孝乾。此人资历颇深，是台湾本地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可谓是经历了各种考验。

但是在工作上，台湾党工委却忽视了环境的恶劣和斗争的复杂性，对于解放台湾盲目乐观。在台湾省，地下工作人员竟然连一部电台都没有，传递情报仅仅通过纸条交给在香港台湾往复的情报员。

在个人生活上，蔡孝乾本人也渐渐滋生了贪图享乐的毛病。他经常一身名贵西服出入于台北的西餐厅，生活中不够检点。

正因为如此，在国民党当局的大肆搜捕之下，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迅速暴露被捕。

被捕之后的蔡孝乾受不了严刑拷打，迅速供出了地下党员朱枫。

吴石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密令聂曦单线接触朱枫，并将其转移出台湾。但此时台湾地海空各个交通要道均已封锁，想出台湾似乎已经不可能。

吴石打听到1950年2月4日有一架军用飞机要飞往舟山群岛，于是让副官王正均出面拿到了特别许可证。朱枫也因此得以逃到舟山。

但国民党情报组织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迅速也摸清了朱枫的行踪，尾随来到舟山。作为一名优秀的女地下党，虽然朱枫具有高度的警觉性，但还是难逃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被押送台湾。

蔡孝乾这边，原本在2月6日他逃出了监狱，潜伏在嘉义农村。但令人无语的是，在两个月之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嘉义乡间小道上却看到了一个西装革履，准备去城里吃西餐的台北人。

蔡孝乾于是再次被捕。这次他将包括吴石、陈宝仓、聂曦、王正均等人在内的所有地下人员姓名合盘端出。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英勇就义。

王正均在审讯过程中受到了严刑拷打，但均不发一语，矢口否认参与了地下工作。

有在国防部的同僚曾经劝他认罪，或能从轻处罚。但王正均不为所动，坚决不承认。

这种态度自然激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大笔一挥，将王正均从有期徒刑7年改为了死刑。

1950年8月10日，王正均在赴死之前神态自若。他提笔给在台湾储蓄公司做职员的王正鲁写了绝笔信。

在信中，他称自己因“吴石案”牵连致死，希望王正鲁能替自己孝顺母亲。这封信简单干练、毫不拖泥带水，也没有承认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

这封信落到王正鲁手中时，王正均已经慷慨就义。

大惊失色而又悲痛欲绝的王正鲁冒险来到刑场为堂哥收尸。之后，他又将王正均的骨殖偷偷藏了起来。而那封绝笔书，他也通过渠道辗转送到了福州王正均堂哥王正镐手中。

1950年岁末，在福建永安地委工作的王正均堂弟王正兴突然看到一张小报，上面记载着王正均在台湾牺牲的消息。他在悲痛之余，这才明白，一直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的堂兄原来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他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在福州的王家亲戚族人。在悲伤之余，有人提议为王正均申请烈士。但王正均从事的是地下工作，当时没有确凿的证人和证据证明。

且王正均长期在国民党阵营中任职，在那个特殊年代，稍有差池便会被归到“反革命”一列，非但烈士申请不成，反倒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

王家在权衡之下，也就放弃了为王正均申请烈士的想法。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事情有了转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于“吴石案”中涉及的人员进行了追认。吴石、陈宝仓、朱枫等人先后被追认为烈士。这让王正均的亲戚和族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但由于证据的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时间来到了2010年，随着海峡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台湾解密了一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秘密文件，并向外公开，其中就有王正均案的判决档案。

王正均的亲属便委托福州大学的一名教授，来到台湾国立档案馆，将这一判决档案刻成光盘带回了福州。

得到这些历史资料后，王家一家人都十分兴奋。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如何向党中央为王正均申请烈士的事宜。最终大家决定以王正均亲妹王正椿的名义，由王正均堂弟王正兴执笔向党中央写一份申请。

作为曾经省机关的笔杆子，王正兴写下的公文不在少数，但这一次非同寻常。在和亲戚们讨论多次，删改多次后，一篇仅有1000来字的申请加上王正均的那封绝笔信被送到中央。

中央有关部门迅速对这封信进行了回应，认为作为我党在台湾的情报人员，王正均完全够格被追认为烈士。

于是，经过了漫长的61年，在2011年7月1日正值祖国90周年华诞之日，王正均正式被追认为烈士。当沉甸甸的证书发到王正椿手中之时，王家一切为之奔走的亲戚们不由得喜极而泣。

王正均被追认为烈士的事迹得到了福州各个媒体的集中报道。2011年11月，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之下，王正均的骨灰也得以回到福州，安葬于福州文林山烈士陵园。

而在2013年10月在北京建成的无名英雄纪念墙上，也书写下了王正均的名字。这位因“吴石案”而牺牲的烈士，终于踏浪魂归故里了。

参考资料：

郑立《谍海英雄王正均归来》《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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