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士”到“家臣”

《太平年》中“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的铿锵誓言，之所以仍能穿透时空令人动容，在于它描绘了一种基于公共价值与相互成就的理想关系：君主以“国士”之礼待臣子，是将个人才华视为国家财富；臣子以“国士”之身相回报，是将自身命运熔铸于天下福祉。这是一种将个人价值升华于公共责任的崇高契约。

然而，审视现实，我们痛心地发现，这一古典精神在部分场域发生了严重畸变。一种隐秘而牢固的“主从”逻辑，取代了光明磊落的“国士”契约。某些掌握资源者，并非以“国士”之诚广纳贤才、为国蓄力，而是以“恩主”自居，将提拔任用视为私人恩赐，旨在构建效忠于个人的“家臣”网络。而部分被提拔者，亦将公共职位视为私相授受的产物，其忠诚对象发生致命偏移——从对职责与人民的忠诚，异化为对“恩主”个人的效忠。其回报方式，也随之从“以才智报国”沦落为“以利益输送报恩”。公共权力在此过程中被悄然私有化，沦为维系私人关系、交换私人利益的工具。这正是系统性腐败滋生的重要文化温床与运行逻辑。

这种“家臣”文化的危害是结构性的。它首先扭曲了选拔标准，“忠诚”取代“贤能”，阻塞了真正人才为国效力的通道。其次，它腐蚀了决策与执行过程，使“小圈子”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最终，它严重损害政权公信力，因为民众看到的不再是“天下为公”的担当，而是“结党营私”的勾连。这与“国士”精神所蕴含的开放、磊落、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背道而驰。

因此，破除“家臣”文化，重塑现代“国士”精神，其关键不在于复古，而在于构建超越人身的制度性忠诚。这要求我们：第一，必须依靠并不断完善客观、公正、透明的选人用人制度，用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刚性，从根本上压缩“私人恩赐”的生存空间，让人才脱颖而出依靠的是制度而非个人。第二，必须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任何职位都明确其公共属性，任何决策都经受公共检视。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要在整个干部群体中淬炼和树立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职责的忠诚，这种忠诚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比任何私人纽带都更根本、更坚固的职业伦理与信仰基石。

真正的“国士”之风，在当代应体现为对制度的敬畏、对人民的承诺、对职责的担当。唯有当公共职位彻底摆脱私人依附的阴影，当每一个肩负使命者都将忠诚与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公共事业，我们才能告别人身依附的古典阴影，在现代治理的基石上，真正实现“以国士之精神，报时代之重任”的庄严承诺。

（早上看到公众号上《老领导出事了，我很难过》的文章，又在电视剧《太平年》上看到这段剧情，有感而作，并经元宝作了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