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辉（汲县）沦陷时期的西门石桥

汲县在明代无县志，其概况仅见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所刊之十六卷本《卫辉府志》，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始有第一部《汲县志》。

关于西门石桥的始建年代、修缮维护等情况，此二志书均未提及。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73年——1620年在位）之弟潞王朱翊镠在卫辉府府治——汲县的就藩，促进了府治城垣建筑建设的改变。据载，“至万历十三年（1586年），建潞王府第、拓城前三面，增七百三十二丈，共八里七十步，高广与旧同，外砖内土。新添东门，合旧门为四，东曰宾阳、南曰迎薰、西曰眺行、北曰拱极。门楼四，高耸壮丽……”

之后，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河南按察司卫辉府巡道蒲州人常道立对“北盐店城”“西盐店城”的“创建”，证明朱翊镠控盐营利之举的影响至深，甚而连怀庆府六县的食盐供应亦需在此立厂转发。

二城与府城品字状布局的形成，使得原本沟通马市街、顺城关与府治城垣的西门石桥，其作用进一步强化凸显，然而这人来人往、存续至今的历史地标却依然无法进入府志、县志的记载中，它的“锁钥”地位已被熟视无睹……

其与西门“眺行门”的真实面容直至1901年11月慈禧回銮北京途径汲县时，才得以首次显现。只是此时的泱泱华夏已被《辛丑条约》的签署而蒙羞。

照片中，“眺行门”巍峨高大，北城墙蜿蜒雄伟，东北角的角楼完整耸立。

砖石构成、古朴简约的西门桥，在城墙的映衬下显得低矮，没人能想到它的第一次“出镜”竟是在如此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厚重往往是荣光与耻辱的共存。

1938年2月15日，昔日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芳公然亲率汲县部分绅士、地痞流氓，在德胜桥欢迎日军石黑联队、并引导部队途径西门石桥进入汲县城垣。汲县又沦入被异族倭兽欺凌屠戮之境地。

两名日军军官在桥上留影。

其后地上摆放着由木棍与铁丝网组成的“拒马”，证明石桥会被此“拒马”拦截以过往人员。

他们身边一侧的石栏雕琢简单，并无一些石桥上的狮子、瑞兽等装饰。并不宽敞的桥面上铺着长短不一的石板，坑坑洼洼之状颇为明显。

站立在石桥上向南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两名渔民划船打鱼的画面，其右侧应是顺城关一带。

据载，“西关外有名顺城关街者，住有渔人数家，各蓄短舸一二，具时而撒网，则入罩者如一寸二寸之鲫，时而搬罾而落套者为一指二指之虾”。然而此照片中，宽阔的河面上的渔民却如此寥寥、颇显寂寥。

立于桥上，但见辽阔的北护城河与“高耸壮丽”的城墙互为映衬，古风洋溢。

据载，“（汲县）城外有濠，西北最深，宽广若卫河，水苍黝，多鱼藻，小舟往来，捕鱼虾售于市。旧日遇旱则涸，自华新纱厂开工，洩水濠中，水量大增，虽旱不竭……”

短短二十余年，东北角的角楼已低矮、无昔日慈禧在汲县时的高耸之气，代之高耸的是1922年3月22日投产的华新纱厂烟囱。

但日军的占据，使华新纱厂亦随之沦为入侵者的军管工厂。

日军随军记者在眺行门城楼上拍摄的西门石桥。

结合日军拍摄的多张石桥照片，可知石桥为单孔桥。

此照片中护城河已结冰，凄清的桥面上行人裹着厚厚的衣服。古朴的街道和民房难以掩饰这大氛围中人的行色匆匆，曾商贾云集的马市街和顺城关市集已成昨日黄花。

窝火憋屈、任人凌辱的日子，谁能舒坦！？

惟有这存续至今的历史地标——西门石桥默默地承受、传递着这段令人没齿难忘的岁月——辛丑之耻及八年之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