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被批判冤吗？曾参加中国远征军，险丧命野人山，成了批斗根源

穆旦，原名查良铮，于1918年4月出生在天津，他是我国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跟金庸（查良镛）和查良钊都是“良”字辈，属于是同族兄弟。

穆旦创作的诗歌具有“九叶诗派”的风格，翻译家王佐良这样评价他的诗歌：“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

1949年8月，穆旦自掏腰包前往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专门攻读俄罗斯文学和英美文学，并于12月在佛罗里达州与正在生物系留学的周与良结婚。

三年之后的1952年6月，穆旦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并且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和周与良经过商量，决定返回祖国生活。

但是，此时恰好赶上特殊时期，想要回国谈何容易......

这是因为，此时的朝鲜战争正打得热火朝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因此，穆旦和周与良想要在这个时候返回中国，必须要经过美国调查之后才能放行。

而且，周与良学的正是生物学，美国担心这个专业会在军事上对他们构成威胁，更加不允许她返回中国。

当时的穆旦在美国也算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他完全可以靠着写作养家糊口，或者留在美国的学校里面教书，就连在印度的德里大学担任教务长的堂兄查良钊也给他寄来了聘书。

穆旦

甚至，还有人劝说穆旦和周与良去台湾，但是他的心里只有中国大陆。

在美国接受调查期间，为了能够方便随时回国，穆旦选择在邮局做了一名临时工。

经过一番周折，直到1953年年初，此时的朝鲜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穆旦和周与良终于得以返回祖国，他们夫妻两人都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任教。

穆旦在南开大学担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则是在南开大学创建了微生物专业。

自从回到祖国之后，穆旦就开始不分昼夜地翻译各种教材。

在好友巴金和萧珊夫妇两人的帮助下，穆旦利用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在五年当中翻译和出版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几部代表著作和《别林斯基论文学》《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穆旦几乎停止了个人创作，而是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翻译国外的文学作品。

1954年年底，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南开大学外文系也是积极响应。

在讨论大会上，以巫宁坤、李天生为首的六位外文系教授批判了俞平伯的错误思想，并且逐渐把话题转向了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对李霁野的独断专行作风和学术水平低下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南开大学如何改进教学工作提出了建议。

而穆旦就在这六位外文系教授当中......

当时，穆旦也准备好了发言稿，但是他刚刚讲了一句话，就被李霁野厉声呵斥并打断。

眼看李霁野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穆旦没有继续讲下去，他拿起自己的发言稿转身离开了大会现场。

面对李霁野的野蛮行径，巫宁坤、李天生等教授十分气愤，当众指责他说：“你这种行为不对，最起码应该让穆旦把话说完！”

然而，李霁野听完这话更加愤怒了，他握紧拳头狠狠捶了几下桌子，指着巫宁坤、李天生等教授破口大骂一番，接着一脚把桌子踢倒在地，随后转身离去。

当天晚上，李霁野联合南开大学将巫宁坤、李天生等教授列为“外文系反党小集团”。

虽然穆旦只是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断，而且中途退出大会现场，但是仍以“与巫宁坤等教授交往过密，不怀好意准备发言”为由，被列入这个“小集团”之中。

这就是南开大学轰动一时的“外文系事件”。

经过这次“外文系事件”，六位教授有的离校，有的调动，只有穆旦还继续留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但要随时接受审查。

1955年7月，就在穆旦留校接受审查的同时，一场在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来了，他因为曾经“参加过国民政府组织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从而成为了“肃反”对象。

在那段时间里，穆旦经常遭到众人的批判，他每天都要到外文系进行检讨和反省，还要写思想汇报。

穆旦

直到1958年12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穆旦“曾经担任中国远征军的英文翻译”为由，认定他是“历史肃反分子”，并且派人来到南开大学宣读了判决书，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改造三年”。

于是，南开大学停止了穆旦的教学工作，强迫他在图书馆和洗澡堂劳动，接受管制。

此时的穆旦痛苦到了极点，在犹豫了两天之后，他才把在学校的图书馆和洗澡堂监督劳动的事情告诉家人。

直到穆旦在1977年因病去世，他“肃反分子”的帽子都没有摘掉，而源头则是来自于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击日军。

那么，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自从抗日战争全爆发之后，日军几乎占据了中国沿海的所有港口，而滇缅公路就成为了当时唯一一条从外界运输战略物资到中国的交通要道。

滇缅公路起于云南的昆明，止于缅甸的腊戌，蒋介石在1938年下令修建这条公路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国外运输战略物资”。

1941年12月，为了保卫滇缅公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与驻扎在印度的英军总司令韦维尔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双方正式建立了军事同盟。

蒋介石希望借助英军的力量一起保护滇缅公路，确保更多的战略物资能够运输到国内战场。

然而，此时的英军在缅甸正遭受日军的猛烈攻击，他们无力招架，只好请求国民政府派出部队进入缅甸支援作战。

穆旦

于是，蒋介石立刻下达命令：“在滇缅公路待命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共10个师约十万余人，由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领赴缅甸参战。”

按理来说，国民政府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击日军，本来应该是一群军人的事情，而穆旦身为一介文人，怎么也会参加进去呢？

早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如今的北京）和天津，国民政府被迫把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当时的穆旦只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一名学生，也跟随学校一起迁到长沙。

在前往长沙的途中，悲愤的穆旦写下了一篇诗歌《野兽》，其中写道：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

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上海和南京的相继沦陷，日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武汉，长沙也危在旦夕。

眼看战火即将烧到长沙，刚刚组建不久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再次搬到位于大后方的云南昆明，重新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但是，前往昆明的路途遥远，结合当前的抗战形势，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决定分成三路。

穆旦

第一路：让大部分教师和家属乘坐汽车，沿着粤汉路进入广东，途经香港、越南，再从越南乘坐火车进入云南。第二路：让体弱的学生和女生乘坐汽车，途经广西的镇南关，然后从越南乘坐火车进入云南。第三路：挑选一支年轻体壮的教师和学生，大约三百人左右，沿着湘黔公路，徒步前往云南昆明。

这支三百余人组成的步行团，史称“湘黔滇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共有284名学生和30多位教师，其中包括五位教授，分别是文学家闻一多、化学家曾昭抡、地质学家袁复礼、教育家黄钰生和生物学家李继侗。

穆旦作为学生，也加入了这趟长达3600里的旅程。

在这趟旅途中，穆旦写下了诗歌《三千里步行》。

从1938年2月19日从长沙出发，到4月28日安全抵达昆明，穆旦跟随“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穿越了湖南、贵州和云南的14个县市，一路上经历了种种困难，被称为“一群文人的长征”。

1941年12月，穆旦写下了一篇诗歌《赞美》，此时的他已经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当了一名助教，其中写道：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时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有人评价说：“穆旦是从中国最苦难的土地上走出来的诗人”。

确实如此，穆旦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种种罪行，更加激起了他的抗日热情。

就在这个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开始对滇缅公路实施日夜轰炸，企图阻止外界援助的战略物资进入中国战场。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号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积极参军，在中国远征军身边当英语翻译，危急的时局让穆旦果断放弃学校的教职工作，跟随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

就这样，穆旦被分配到了中国远征军第5军军部，当了第5军参谋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官。

穆旦身为一介文人，他完全可以继续待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毅然选择弃笔从军。

从1942年2月开始，杜聿明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开始陆续进入缅甸，但此时已经失去了有利战机，日军已经对仰光形成了包围之势。

眼看仰光坚守不住，英军只好放弃，命令部队全部撤出仰光。

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日军大将竹内宽率领第55师团马不停蹄赶往同古方向，目标直指滇缅公路，而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第一场战斗即将打响。

起初，驻守在同古地区的是英军第1师，但是英军第1师师长斯考特为了保存实力，直接把这里移交给了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进行防御。

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第200师在同古地区坚守了12天，面临着“内缺弹药，外无援军”的困境。

与此同时，原定计划由英军坚守的卑谬地区，刚一跟日军交火就溃不成军。

卑谬失守之后，日军的第33师团和第56师团，也纷纷赶来增援第55师团，企图从三面包围戴安澜的第200师。

见此情景，杜聿明马上找到中缅印战区盟军参谋长史迪威，试图说服他让第200师撤出同古前线，但却遭到拒绝。两人进行了一番激烈争吵，杜聿明随后又给蒋介石连续发送几份电报，都没有得到回复。

无奈之下，杜聿明当即下令让第200师放弃同古阵地。

由于英军完全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一退再退，导致中国远征军和英军提前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彻底失败，更加可恶的是，英军竟然直接撤退到了印度，让中国远征军陷入到了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

于是，中国远征军不得不下达全面撤退的命令。

中国远征军兵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孙立人率领新编第38师和英军一起撤退到印度，另一路由杜聿明率领第5军穿越野人山返回中国。

穆旦追随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即将踏上这片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

可惜的是，在中国远征军撤退的途中，戴安澜率领第200师残部负责断后，不幸中弹身亡。

为了轻装简行翻越野人山，杜聿明下令炸毁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望着被炸毁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将士们无不黯然神伤，甚至还有许多将士放声痛哭。

关于野人山里面的恶劣环境，杜聿明后来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当中记述：

“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战士一经昏迷不醒，身上就会爬满蚂蟥和蚂蚁，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沿途的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远征军翻越野人山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表面上看野人山仿佛是一片青山绿水的人间仙境，实际却是热带丛林的“吃人战场”。

中国远征军踏进野人山之后不久，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里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生物，蚊虫、毒蜂、蝙蝠、蚂蟥、蚂蚁、毒蛇、蝎子、昆虫、野兽等等随处可见。

一位曾经亲身经历过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士兵在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坐在一颗大树下休息，也许这个士兵太疲劳了，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但是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士兵就被一群特有的蚂蚁啃食得只剩一堆白骨”。

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杜聿明没有任何办法，他本人也险些病死野人山。

据说，杜聿明在野人山患上重病的时候，全靠士兵使用担架抬着行走，直到走出野人山，仅仅抬他的士兵就牺牲了足足两个连。

除了虫蚁蛇兽以外，更为可怕的，就是弥漫在丛林当中的瘴气。

有一次，由于部队的粮食短缺，穆旦连续八天都没有吃东西，让他染上了严重的疟疾。

杜聿明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片治疗拉肚子的药物，递给了穆旦，而这片药物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他吃了药物之后，最终还是凭借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

根据战后盟军的统计，中国远征军约十万兵力进入缅甸抗击日军，总共伤亡了六万余人，其中四万多人是死在了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之中。

穆旦就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最终走出了野人山，成为了幸存者之一。

关于这次悲壮的经历，穆旦亲眼看到战友一个一个死在自己的身旁，他对生命多了一颗敬畏之心。

1945年9月，穆旦发表了一篇诗歌，名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以此来缅怀在野人山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其中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