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经到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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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30 日，以色列士兵从以色列南部监视加沙地带北部

基督教西方如何将他们所憎恶的“他者”，塑造成了彼此的敌人

十八个月前，曾被誉为“犹太国家良心”的以色列获奖作家大卫·格罗斯曼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问：“当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终结时，我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将何去何从？”此后，哈马斯既未放弃其“消灭以色列”的立国宗旨，也未停止对剩余以色列人质的酷刑囚禁，更未改变其将整个加沙人口裹挟在“自杀式炸弹背心”中的魔鬼策略。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行已多到难以计数。加沙已沦为一片物理上的深渊，而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府，则将这个国家本身推入了道德的深渊。

然而，格罗斯曼的提问——经由拉比罗恩·克罗尼什的引荐——或许不仅应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自问，更应由广大的目击者们自问。这场战争在他们心中激起的，不仅是怜悯与厌恶，更引发了一场个人良知的危机。我必须自问：当这场漫长残酷的战争终结时，我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为何要自问？因为我是美国人。我曾长期为我的祖国坚定支持以色列而自豪——那是一个我曾多次造访的国度，因其民主追求（尽管充满矛盾）而备受我珍视，早已深植我心。但如今，以色列本身已不再是典范，而美国对它而言，实质上已沦为单一的角色：一个致命的武器库。但有人或许会问，这与我这个终生反战者又有何干系？唉，尽管本能地想要自我开脱，我却无法从以色列的生存困境或加沙的苦难中抽身。

去年春天，为期两个月的停火因哈马斯拒绝继续释放人质、以色列拒绝承诺结束战争而破裂。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残酷的军事升级——不仅动用战机和坦克，更将人道主义援助武器化。加沙随即陷入大规模饥荒，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景象。一个事实已无可辩驳：以色列政府对本国被俘人质的命运漠不关心，却执意要对整个加沙民众施以残暴。正因如此，大卫·格罗斯曼在今年夏天宣告，他怀着“巨大的痛苦与破碎的心”，目睹自己的国家正在实施“种族灭绝”。今年八月，当他在接受意大利《共和国报》采访时使用这个敏感词汇时，他在详尽的阐述中反复强调了同样敏感的“我们”与“我”，表明自己与所指控的行为毫无距离。他的心碎，理所当然。

“我们”和“我方”同样适用于我的语境。数十年来，无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的领导下，我的美国始终宣称其宗旨是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同时却默许历届以色列政府背叛其承诺。我的美国高呼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却暗中支持将正义无限期拖延。我的美国在“两国方案”上长期空谈的记录，如今被华盛顿主导的加沙房地产幻想所加冕——无论这片“里维埃拉”能否建成——它正在为当下进行的大规模种族清洗提供合法性。

和众多美国人一样，我反对这一切。但我是否仍难辞其咎？正义的基本原则禁止所谓的“集体罪责”。格罗斯曼对他祖国的控诉，并不妨碍他向那些“为反抗长达七十年的占领而斗争”的以色列战友致敬——但这绝非一张全面的赦免令。“集体罪责”是一回事，“连带责任”又是另一回事。例如，我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撰写本文时，虽然对教会历史上煽动和延续反犹主义的罪行不负有个人责任，但我承认，作为集体的一员，我有责任去忏悔，并为教会的改革而努力。

正如我的教会一样，我的国家——我的美国——也是如此。因此，用格罗斯曼的话来说，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背叛，都属于“我们”。他的问题，同样也属于我们：当这场漫长残酷的战争终结时，我们将成为怎样的存在？

2025 年 9 月 16 日，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沿着沿海公路向南逃离加沙北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的屠杀，似乎揭示了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一种看似永恒的敌意，仿佛他们生来就是宿敌；仿佛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不仅是对立的偏见，更是永恒的仇恨。然而，历史的变迁却指向另一种结论。

在过去两年间，战时的种种事件迫使欧洲和美国的民众做出绝对化的立场选择：仿佛捍卫加沙无辜的平民或巴勒斯坦的诉求，就必然要排斥对以色列创伤的共情，或是反对犹太国家的安全与生存。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选边站！蔑视犹太人还是蔑视穆斯林：选边站！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里，这种非此即彼的剧码在街头巷尾、在帐篷林立的大学校园、在文学文化组织内部、在充满紧张气氛的餐桌上不断上演。最终，它更在2024年的选举投票站——尤其是在美国——以关乎民主存亡的巨大赌注上演。

但倘若反犹主义与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处于对立面，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始终相伴相生呢？ 这两种偏见并非人们通常理解中的对立面，而是同一套贬损传统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面向。事实上，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1978年的著作《东方主义》中，将这两种偏见及其背后的逻辑称为“奇异的秘密共谋者”，并指出伊斯兰恐惧症本质上正是反犹主义的“伊斯兰分支”。对犹太人的仇恨与对穆斯林的仇恨，将犹太人与穆斯林推向了历史鸿沟的同一侧。这种奇特的关联长期以来一直隐而不现，以至于当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犹主义在21世纪以全新的力量同时浮现时，令人感到震惊——但这种双重出现并非巧合，而是铁证。

以色列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仿佛被困在一个无处可逃的密室中，沦为生死相搏的宿敌。在这片暴力的死亡地带，各方皆有其自主的行动力（哈马斯的虚无主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腐败无能；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严酷占领、对加沙地带的种族清洗），却又同时受制于他们无法掌控的古老历史力量。这个致命牢笼的墙壁，正是反犹主义与白人殖民种族主义——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这些构筑了血腥战场、令人无处可逃的墙壁，并非由两大对立阵营所筑，而是由冲突中一个未被点名的第三方所建。那是谁？

答案极其简单：“西方”。西方文明本身。承袭其母体文化“基督教世界”，西方以耶路撒冷为精神核心，构筑起一个心理、物质与情感的三重结构——用心理历史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话说，这正是“制造暴行的情境”。当代冲突中的种种暴行，皆由此情境而生。

对犹太人与犹太教的世袭蔑视，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典型偏见，更构成了其文化核心想象的两极形态——犹如其DNA中的一个缺陷基因。众所周知，这场塑造历史的基因突变源于耶稣追随者们的集体误记：他们将耶稣错认为非犹太人，并将“犹太人”——而非杀害他的罗马人——视为致命的敌人。这种根源性的对立高效地引导教会形成了自我认知，即与犹太会堂处于根本性的对抗之中。由此，基督教神学确立了一种正负二元结构：新约对立旧约；恩典对立律法；信仰对立行为；慈悲对立贪婪——最终演变为善恶二元论，而邪恶的属性被专门归于犹太人。这种神学上的贬抑还包含一项教义：为了证明基督教的主张，犹太人——从此被称为“流浪的民族”——将永远无法在圣地安家。这一命题的深远影响，显然延续至今。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开端，西方文明的思维模式——其软件中的蠕虫——就此确立。

这段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或许是最具启示性的例证：即被称为“十字军东征”的绵延数世纪的圣战。公元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以“Deus Vult!”（上帝之旨！）的号令，拉开了这场战争的序幕。1096年，为了对抗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的“亵渎性”占领，十字军在莱茵兰地区发动了欧洲首次反犹暴动。对“远方异教徒”的征伐，与对“近处异教徒”——犹太人的初始屠戮——始终如影随形。在欧洲腹地屠杀了数千名身边的犹太人之后，圣地随即爆发了针对穆斯林与犹太人的集体屠戮。这两场有针对性的十字军暴力行为，其根源皆在于一种扭曲的基督教神学——它崇拜一个杀戮之神，将耶稣定义为手持十字架作为利剑的战争领主。但更关键的是，这重演了奠定教会根基的两极动态：所谓“欧洲”的积极身份，正是通过与伊斯兰教的负面对照才得以确立。如果说福音书是胚胎，那么同时针对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便是孕育西方文明的孵化器。

宗教性的反犹主义在近代曙光中蜕变为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为白人基督教至上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支撑，并进而将反伊斯兰的憎恶具体化。15世纪，所谓的“血统纯洁法”将偏执从宗教领域转移至生物学领域，同时针对犹太人和“撒拉逊人”（中世纪欧洲对穆斯林的称呼）实施。当犹太人被逐出伊比利亚半岛时，穆斯林同样遭受了驱逐。这一驱逐发生在1492年——那一年，十字标记的卡拉维尔帆船正启航征服世界，这个时间节点本身便暗藏深意。至此，这种偏见已在欧洲人的血脉中根深蒂固，塑造了“白人”对全球“有色人种”的认知模式，而其双重面孔直至今日仍未被真正认清。

如今，我们迈入了第三个千年。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9·11”事件后，本能地将其“反恐战争”定义为一场“十字军东征”，这昭示着这一传统仍在西方文化中暗流涌动。回想当年，伊斯兰教如何轻而易举地取代了刚刚消失的苏联，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下成为美国生存所必需的“他者”。美国对伊斯兰教毫无理解却肆意释放的恐惧，催生了远超以往干涉行动的中东干预。这种前所未有的伊斯兰恐惧症，很快因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明确的“穆斯林禁令”而得到强化，如同一台失控的引擎，推动着美国长达二十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这种对遥远伊斯兰世界的仇恨激增，伴随着美国国内反犹主义惊人新表现的出现，不过是当年莱茵兰地区对“近在咫尺的异教徒”发动袭击的简单重演。

这种恶毒的传统仍在延续。例如，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胸前刺着十字军的十字架纹身，右臂二头肌上刻着“上帝之愿”的字样。赫格塞斯是新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该思潮企图复活一种教条式的好战精神——这种精神在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战争中，曾最终导致基督教世界的覆灭。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十八世纪的那些战争，在反抗中催生了自由民主制度——而如今，这一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特朗普时代，威胁美国珍贵政体的所有象征，都完美地体现在那位被任命为美国“战争部长”的人苍白肌肤上那些扭曲的纹身之中。

世人总习惯性地将全球诸多弊病归咎于美国，但在中东问题上，这种指责实至名归。在“9·11”事件后的二十年间，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双方的犹太与穆斯林极端分子，因美国树立的榜样而变得肆无忌惮——这种放任最初体现在布什“要么与我们同在，要么与我们为敌”的论调中。

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其血腥的混乱本身，堪称制造暴行的头号温床。这场战争赋予了中东新一代狂热分子以力量，尤其滋养了以色列的右翼极端分子与哈马斯的圣战者——这两个最终主导了这场冲突的群体。如果不彻底审视这场战争中那个未被点名的第三方（显然包括我的祖国美国），加沙的冲突便无法被真正理解，更遑论最终解决。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梦想建立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这个词最早由西奥多·赫茨尔提出。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在十月大屠杀后，机械地效仿哈马斯的战术，犯下了重大的战略失误，但必须承认：凭借其随时诉诸极端暴力的手段，以色列已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正常国家”——在最糟糕的意义上。这与美国式的“十字军战争”如出一辙。但存在一个关键差异：美国反恐战争的后果包括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满目疮痍、叙利亚的支离破碎、也门的恐怖主义桎梏、整个地区近百万人的丧生、无数难民的流离失所，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危机在北大西洋国家引爆的社会政治风暴——这份灾难清单仍在不断延长。然而，在美军的中东战争期间，五角大楼吸取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基本掌控了公众所能接触到的新闻与影像。相比之下，加沙民众血腥的遭遇——亲人怀抱着失去生命迹象的婴儿，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却通过社交媒体传遍了全球十亿部智能手机的屏幕。即便如此，即便算上2021年喀布尔机场灾难带来的短暂尴尬，华盛顿在战后也几乎未受谴责，其国际地位未受实质影响。

正因如此，当拜登在“10月7日”事件后于特拉维夫对以色列发出警告时，他竟能轻描淡写地用“失误”一词来懊悔美国对“9·11”事件的应对——他本该使用“罪行”（想想“强化审讯”、“黑狱”、“特别引渡”——这些都为特朗普后来的行为提供了充分的先例）。

“错误”这个开脱之词，在评估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时却鲜少出现。当对以色列国防军杀害、饿死无辜巴勒斯坦人的谴责声浪高涨之际，另一种现象也悄然滋生——其根源并非社交媒体的新兴效应，而是以色列古老而特殊的脆弱性。正是这种脆弱性，使犹太国家永远无法成为世界中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这个世界，仍充斥着针对犹太人的非理性、无意识的偏见。当一个“正常”国家在极端威胁下屈从于其对无节制暴力的偏好时，正当的批评便会演变为一种远比“正常”言辞谴责更致命的现象。全球的犹太人突然被直接归咎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行径，以色列本身则沦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这是古老仇恨的新面孔。反之，抗议加沙屠杀的人们又被贴上仇犹的标签。无论哪种情形，以色列正日益彰显其“万国中的犹太人”的特质。

这场漫长战争的残酷性，固然源于两个民族至今仍背负着的世界历史创伤。但希伯来语中的“Shoah”（浩劫）与阿拉伯语中的“Nakba”（大灾难），在英语中皆可译作“灾难”（catastrophe）——而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为“转折点”。亚里士多德在论悲剧时，用这个词来定义戏剧中隐秘行动被揭露时的净化时刻（例如，俄狄浦斯发现自己才是杀害国王的凶手），这种顿悟进而推动了情节的解决（瘟疫从底比斯城消散）。

犹太人与穆斯林实为受害者的受害者，这个无尽的死亡循环同时攫住了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纵观这段悲剧历史的长河——虽不应抽离加沙当下的苦难——他们可被视为生于同一份轻蔑遗产的孪生兄弟。但如果是这样，他们便是在出生时就被分离的孪生者，因而作为秘密的共谋者，彼此互不相识。当这场漫长残酷的战争终结时，他们将蜕变为何种模样？难道无法想象，这场浩劫，竟会成为那个历史的转折点？当他们认清彼此的羁绊，他们终能否像手足一般，在彼此的共鸣中迎来宣泄与和解，并开辟出前所未见的共生之道？

至于我们这些共谋的见证者——“西方”、基督教世界、美国的人民——即便没有大卫·格罗斯曼的警醒，我们能否终究承认，我们曾参与构建并维系了这座支撑着悲剧的不公大厦？我们能否全力以赴，投入到这项迟来的拆解工程中？当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终结时，我们将成为怎样的存在？

作者

詹姆斯·卡罗尔（James Car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