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双文：中共在华南沦陷区的斗争丨文史哲

原文刊载于2025年8月8日《羊城晚报》A7文史哲版

一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对在沦陷区开展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既是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和部署的结果，也是在华南对敌斗争局势演变的实际过程中摸索的结果。

广州沦陷前，中共广东省委于10月18日会同广州市委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省委机关撤往粤北，同时成立中共西南特委、东南特委和东江特委。10月24日，东南特委在香港成立，下辖中山、番禺、南海、顺德、惠阳、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党的组织，是直接负责华南沦陷区和港澳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机关。

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1月1日致电广东省委，其中要求：1、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进行秘密工作；2、在广州及其他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组织自卫军；3、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建立抗日游击武装、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1940年6月，广东省委在韶关召开会议，由省委书记张文彬传达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会议确定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敌后和前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将广东省委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粤北省委驻韶关，领导国统区和东江游击区工作，张文彬任书记；粤南省委设在香港，领导沦陷区、珠江三角洲游击区等地的工作，梁广任书记。会议之后，粤南省委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敌后大城市。太平洋战争之前，主要注意力放在香港，太平洋战争之后，则将重心逐步转向广州。

梁广 广州沦陷区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图片来自《东江纵队图文集》，广州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1942年5月，粤北省委被破坏事件发生后，11月底，中央决定成立广东临时省委，并指定由林平、连贯、梁广三人组成，林平管全面，梁广仍负责敌后城市工作。广东省临委成立后，决定对东、西、北江的组织停止工作，保存个别关系；广州外围与珠江三角洲及东江前东组织并四个城市[省、港、澳、湾（即广州湾，今湛江）]采取单线联系形式继续工作。

1943年2月，林平向中央报告了他们在广州、香港等沦陷区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针：一、省、港、澳、湾四个城市党组织依照中央指示由梁广负责指导，在各城市分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二、省、港、澳、湾均处于敌后及被敌人统制情况下，党的组织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长期掩护，积蓄力量，培养干部，埋头苦干的方针；三、领导干部职业化，停止会议生活，停发文件，关系疏远，禁止任何横的关系。港、澳、湾着重巩固，慎重发展（主要工人、海员、学生）。广州则着重发展（主要工学两类），亦采取双重组织，严格审查工作；四、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去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广泛统线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在沦陷区的工作，执行的也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4年秋，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广东党组织又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敌后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决定加派力量开展广州工作，以适应我各游击纵队在广州周边区域愈来愈活跃的趋势，总的目的是为将来配合部队里应外合解放广州做好一切准备。广东省临委的工作决定提出：“发展大城市组织工作。运用合法、非法、有形、无形各种方式，中心放在伪府、伪军上及产业、交通工人中。在城郊发展游击小组，造成城市周围及交通要道两侧的掩蔽的游击区。”“建立领导机关，目前应设在广州外围，香港由东江（纵队）负责，广州由东江（纵队）、中区（纵队）双方负责。”

二

广州是日伪在华南的统治中心，广东省委撤离时曾布置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一些党员留下坚持斗争。日军进城后，陆新等人因一时难以立足，也仓促撤到粤中，中共在广州的工作中断了近两年。在这期间，中共不少机构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东南特委、粤南省委等，都是依托香港开展工作，在人员、物资、经费、立足点等方面利用香港的优势，予中共在华南的敌后武装和党组织以支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之后，香港的优势不复存在，广州地位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尤其是在抗战后期，随着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并在广州周边地区活动日益频繁，中共有了积极积蓄力量、把握时机，加强城市工作，以备在条件成熟时抢先占领广州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广州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此外，在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事件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明确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在国统区停止活动，但在沦陷区的工作仍照常进行。

1940年6月，中共南（海）番（禺）区委派员至广州，先后在中华中路云台里、惠福路、广东大学等地建立秘密据点。1941年初中共北江特委派王磊为广州特派员，与一批党员干部潜入广州，以洪门小学、省立二中、广东大学为据点，发展党组织。随后，中共粤南省委、粤北省委、珠江抗日游击队、东江抗日游击队等先后在广州市内或市郊设立联络站或工作组，有党员60余人。

1943年12月，广东省临委负责城市党组织的负责人梁广也进入广州，在十三行路以开“华昌京果药材行”作掩护，设立领导机关，开展活动。1944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梁广转移到东江游击区，省委派陈翔南接替梁广。1945年2月，陈翔南抵达广州。中共不同系统在广州的这些据点和工作组（站），鉴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实行单线联系，各系统之间没有横的组织联系，但梁广及其继任陈翔南分别与各系统负责人有联系，如梁广与东纵的陈坤，珠纵的郭静之、崔楷权，北江特委的王磊、何君侠以及打入国民党军统内部的张心吾、邓俊贤、苏茂芝等3人；陈翔南与东纵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曾珍以及郭静之、何君侠等。

潜入广州的中共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职员、教师、商人、小贩、车夫等职业为掩护，一些党员打入南海县伪警察局和伪《中山日报》，有的还打入了汪伪广东高等法院、广东妇女会、国民党军统在广州的地下情报组等机构。承担着发展组织、接送来往人员及传送文件、指示，调查、研究沦陷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搜集敌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散发宣传品等任务（钟达明向东纵领导提交过广州社会情况的报告）。如曾绘制了大汉奸陈璧君、林汝珩、汪宗准等人的住地地图，提供给游击队准备采取捕捉行动，后因形势变化而未果。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为部队传递文件、提供情报、协助购买军用药品，并先后护送党员、干部和战士100多人到东江游击区，在日寇投降前夕，还完成了一次向日本宪兵司令部内的反战人员联络、购买到一批军火的任务。有的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工人进行各种斗争，如到日伪办的一间化工厂，破坏敌人的炸药原料硝酸铵的生产。

三

日伪在敌占区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严禁任何反日团体和言论。为冲破日伪的严密统治，中共地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沦陷区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各种斗争。如在广州等地成立了“读书会”“游击之友”和“抗日大同盟”等外围组织。“读书会”要求不高，主要是吸收一些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参加，活动内容是通过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进行思想教育；“游击之友”要求比“读书会”高，秘密串联，经审查考验后才吸收，并举行宣誓仪式，成员是单线联系，每周接头一次。它的成员有时也直接参加一些实际行动，如协助印刷秘密文件，张贴、散发抗日传单等。他们把从东纵、珠纵带出的宣传品如《前进报》、新华社社论等翻印后，以各种方式散发到广大群众中去。1945年6、7月间，广州地下党发动了一次全市规模的宣传攻势，动员了几乎全市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游击之友”参加，约定时间统一行动，一夜之间，将4000多份东纵、珠纵《告全市同胞书》撒遍广州的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

1942年春，香港的中共组织在进行大营救的同时，组织留港人员打进日伪机构各部门，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图发展。同年8月，有一连伪军反正，投奔到东江游击区。1943年，中共琼崖特委也把“发动伪军反正”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并制定颁发奖励条例和反正证。还要求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矛盾，通过伪军家属做争取工作，注意接收自发反正的日伪军。经过策动，驻各地日军中的台湾人士兵和伪军不断哗变、反正。仅1944年10月至12月，台籍日军携械投奔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就有3起。1945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决定，将各地反正的台籍士兵集中起来，成立台湾士兵解放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在港九地区，1944年春，东江纵队同港九党组织联系，引带投诚过来的日本反战人员潜入香港，与日人秘密联络和开展反战工作。1945年夏，东江纵队在对日伪军俘虏改造教育的基础上，先后在战俘中建立了台湾人民解放同盟、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等反战组织。这些组织主动到前沿阵地向日伪军开展反战宣传攻势，瓦解日伪军。一些伪军军官在作战中被东江纵队俘虏，经过教育释放，返回广州后愿为抗日效力，如伪军新兵营白姓营长、陈璧君警卫连张姓连长、伪绥靖公署高参萧维扬等。萧维扬曾获取日军进攻禺南根据地的作战计划及日军军用地图，及时送交了珠纵部队。1945年春，珠纵二支队派王兰化装进入广州，利用她在伪方任职的亲戚，弄到子弹万余发，并由其亲戚设法将子弹送到游击队手中。

四

中共在广州沦陷区的活动和发挥作用主要是在抗战中后期，各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周旋在敌人统治十分严密的中心城市，机智勇敢，忍辱负重，以各种方式顽强生存和坚持下来，其艰难程度是今天很难想像的，当时组织上很少有经费拨给他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基本上需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即“党员养党”。因此，这些在广州工作的党员，有的靠做苦力为生，如余美庆做泥水工、收购破烂，何雪云上山打柴，肖泛波自己学会做杏仁饼四处兜售。陈友到日军被服厂当搬运工、拉人力车，马禧在日伪广东化工厂做苦工，何君侠开了一间小文具店，崔楷权开了一间柴店，有时要“靠吃粥度日”，钟文钜（即钟达明）夫妇做水客和帮人加工面粉，身体虚弱也得咬牙坚持人力推磨。但党员们都毫无怨言地全身心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一直到抗战胜利，没有一个人出事和暴露。

抗战后期，中共地下党在广州文昌北耀华街建立秘密机关（图片来自《广州抗战史迹图文集》，广州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同时，为了在敌人心脏立足和打入敌伪机关，他们也尽可能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伪方高级人员的关系，开展各项工作。如地下党员麦道时的姐夫是伪政务厅长周应湘，麦通过这一关系介绍地下党员钟达明到伪机关当职员；何琼堂嫂的哥哥罗庚崇是伪广州市法院院长，何琼通过他找到市法院录事的职位，并介绍另一位地下党员曾珍到法院当录事；如地下党员李淑明是军阀李福林的侄女，李的一个堂叔是伪军团长，李淑明曾通过他帮助地下党员郑鼎诺写介绍信给伪教育厅长林汝珩，请其帮忙进入广东大学；陈新的父亲陈德明留日时是冈村宁次的同学，当过伪增城县长，陈新的姐姐陈淑珍与汪文煦等汪伪上层人员联系密切，陈新等人利用这些关系寻找地下党的落脚点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等等。这种工作方式与党组织有意识的安排有关：“广州、香港保持特派员，用单线领导，基本上根据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方针。现决定全党凡有在城市交通要道工厂、军警有关系的加以锻炼派去工作时，由各地党指定专人负责的直接联系。”

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相对于华南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中共党组织在广州沦陷区的力量总体上还较为薄弱，因此在1945年7月，林平在广东区党委干部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在沦陷区和大城市的工作。林平指出，从总体上看，抗战以来，广东党组织的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缺点之一是“对于武装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广东党组织“当前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我们应加强大城市地下军工作。这个工作，今日来说，我们还是相当薄弱，我们从去年八月以后才注意这个工作，……今后我们对这方面的工作应大大加强，我党要特别注意和重视”。

而在林平报告的一个月之后，抗战胜利即宣告来临，时局转换得非常快，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任务也随之有了重大调整。8月14日，广东区党委根据时局变化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广东党组织迅速适应这一变化，迎接新的挑战：“目前阶段是反攻阶段，以解决敌伪为主，这一阶段便不会长，在广东会更短些。将来阶段，抗战结束，坚持人民解放斗争，坚持实现联合政府的斗争，以全力制止与粉碎内战，建立新中国。”“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强大的巩固的进退有据的根据地，扩大解放区，扩大主力军，发展地方兵团和民兵，我们的方针是依靠人民，放手发动农民，一心一意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组织他们、武装他们。”实际上，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已经很快地从对日伪、敌后和沦陷区的斗争，转变为对国民党、对国统区、防止和应对内战上来了。

文丨左双文（作者是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