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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橘子

编辑|橘子

《——【·前言·】——》

清朝灭亡了，但格格们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曾经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她们，瞬间跌落尘埃。没有皇权的庇护，没有皇家礼法的维系，她们的人生要靠自己撑起。有人远嫁伪满，有人沦为平民教师，还有人隐姓埋名，默默走过几十年，直到某天，身份才被重新揭开。而你熟悉的几位娱乐圈大明星，说不定就流着皇族的血。

从龙袍到长衫，从皇宫到市井，从权力之巅到现实泥淖，格格们的婚姻，是一面镜子，映出整个晚清皇族的谢幕，也映出中国现代历史的变局。

格格身份坍塌的第一夜

1912年2月12日，北京城的风很冷，冷得像刀割一般。就在这天，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发布退位诏书。三百年的皇权就此终结，紫禁城虽未倒塌，但属于皇室的时代，已然画上句号。

而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天压力的，不是那些大臣，而是生活在深宫之中的格格们。

那些被养在宫墙之内、从不需为衣食发愁的皇室女子，在这一刻忽然发现，脚下的地已经塌了。过去她们的世界是围绕着“皇权”“礼制”“婚姻政治”运转的。

她们被安排学习琴棋书画，听从皇太后的教导，等候一纸赐婚，嫁入王府，从而维系整个皇室血脉与政治联盟。

没有皇权的支持，她们的格格身份成了一个尴尬的符号。那些以她们婚姻为交换筹码的旗人贵族，也在新政权下摇摇欲坠。

再没有人需要“皇室联姻”来加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反而，一旦与皇族走得太近，还可能惹祸上身。于是，原本一纸难求的皇族婚配，如今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曾经凤冠霞帔，如今却是长衫棉袄。

更糟的是，财政断供。

清室优待条件虽然在南北议和中有所保留，比如保留紫禁城居住权、给予溥仪年俸，但这些待遇只针对“皇帝”本人及直系亲属，其他格格一律不在其列。哪怕是亲妹妹，只要没住在宫内，就得自己想办法。

于是，宫中很多格格的生活迅速滑落。

有的被迫搬出宫外，寄居亲戚家。有的依靠变卖首饰维持日常开支。而那些年纪稍长、尚未婚配的格格，则迅速被家族安排“出嫁”——但这“嫁”不再是荣耀，而是避祸，是自保，是流亡的第一步。

最为典型的，是溥仪的几位妹妹们——韫龢、韫颖、韫媖等。

她们过去被誉为“皇家明珠”，平时乘黄轿出宫，众人跪拜。如今一纸婚书，却要她们远赴东北，甚至出嫁给伪满洲国的政要、日伪背景浓厚的旗人家庭。有些连面都没见过，只因对方出身“满洲旧族”，便草草定下婚约。

嫁，成了政治遗民唯一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

但婚姻不会解决格格们的全部问题。她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没有宫廷制度、没有御前女官、没有管家的耳语和下人的服侍。她们要学会做饭，要自己洗衣，要在寒冬中烧煤取暖，而不是等御膳房的汤送到手边。

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崩塌。

她们从小被教育“贵为天女”，可现实把这层幻想撕了个粉碎。走出皇宫，她们发现自己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人。她们面对陌生丈夫、陌生城市、陌生命运，连“我是谁”这个问题都要重新回答。

婚姻里的权谋与屈服——谁娶了她们，谁决定她们的命运？

表面看，格格出嫁是皇室血脉的延续，是“皇家荣光”的象征。可细看每段婚姻背后的安排，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妥协与博弈的产物。

韫龢，是溥仪的亲妹妹，原本应嫁入显赫王府，但清朝灭亡后，局势骤变，她被安排嫁给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

郑家当时是伪满洲国的权贵世家，郑孝胥本人是伪满的“国务总理大臣”，虽是文化人出身，但与日本关系密切。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政治联姻”——不仅是对清室的一种“利用”，也是清朝遗族向现实妥协的表现。

嫁过去后，韫龢表面上继续保持格格的仪态，但实际生活中，她要面对的，是一个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家庭。郑广元虽有家学渊源，但与宫中教养相差甚远。婚后生活平淡而压抑。尤其到了抗战末期，伪满政权节节败退，郑家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韫龢也随之“沦为阶下囚”，不得不远走他乡，开始长达数年的流亡生活。

类似的，还有韫颖。

她被安排嫁给婉容的亲弟弟润麒，表面上这是门“门当户对”的好亲事，毕竟两边都是皇室血脉。但实际上，这段婚姻也充满了权谋算计。润麒曾留学日本，有一定日语和现代教育背景，他的出现让清遗老们看到一线“中兴”希望。

但婚后两人生活并不顺利。润麒作为遗族在民国社会中毫无实权，几度尝试做官都告失败，反倒屡被怀疑为“日伪走狗”。韫颖随夫多次搬迁，从北京到长春，从长春再逃回京郊，生活辗转。她还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经济上则靠变卖金饰为生。

更尴尬的是她们的“身份”。

在民国社会中，“格格”这一称号成了笑谈。没有人真把她们当贵人，反而好奇她们能不能扫地，会不会生火。她们嫁的那些“旗人贵胄”也都不复当年辉煌，有的靠走私、当翻译维生，有的甚至改名换姓，隐居乡间。

即便是嫁入所谓“体面人家”的韫媖、韫瑛，也好不到哪儿去。

韫媖所嫁之人润良，虽也是满清宗室，但在民国已无权无势。她婚后跟着丈夫搬到通州乡下，自种自炊，生活清苦。韫瑛嫁给旗人李仲扬，据说是一位旧日朝臣之后，但实则早已无业，靠租房度日。婚后她要做针线活贴补家用，还带了三个孩子。

这些婚姻，不能说没有感情。但感情之外，更多是为了延续，是为了不被历史遗忘。

这些男人娶她们，大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荣耀、血统、象征意义。而她们，嫁过去，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苟活。

有的婚姻以离散收场，有的勉强维系终老。但几乎所有格格的婚后生活，都摆脱不了“格局骤变”的烙印。

她们过去在宫里学的是如何做一位“嫔妃”“亲王之妻”，可现实让她们必须成为农妇、主妇、甚至洗衣工和小贩。

她们出身于皇族，却没过上一天真正的皇族生活。

婚姻，没有给她们遮风挡雨，反而成了最直接的风口浪尖。

格格变平民后的烟火人生

当格格们真正融入社会，身份已经不是第一问题，活下去才是。

抗战结束，伪满洲国垮台，昔日皇亲国戚也纷纷流落民间，原本嫁入“荣华之家”的格格们，也都跟着丈夫回到了普通人群之中。没有高门厚户，也没有专人服侍，能找到一个住处，哪怕是土房茅屋，都已经是幸运。

郑广元被捕后，韫龢只能带着孩子流落北京，靠卖掉祖传的一块玉佩换粮食度日。后来，她应聘成为一名幼儿园教师，每月工资不到十块，却要养活全家。白天她教孩子唱歌画画，晚上自己缝补衣物，凌晨还要去街口排队买油盐。

这位曾经的格格，在讲故事时仍会不自觉地说“本宫小时候”，可眼前却是堆满锅灰的灶台、漏风的屋顶和穿着破棉裤的孩子们。

她的邻居后来回忆说，从没见她抱怨过生活，也从没见她借“皇室身份”向谁求助。她和大家一样挤公交，蹬三轮，偶尔也去菜市场抢便宜菜。格格这个词，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死了。

类似的命运在韫颖身上也发生了。

润麒因战争罪名被管制多年，韫颖则一个人扛起家。她没有手艺，不会经营，就靠到街边摆摊缝补，冬天还为人缝军大衣赚点贴补。

她的儿子后来回忆说，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母亲是“格格”，只知道她能一针一线把烂布缝成裤子，会用盐水熬粥安慰肚子，会在停电的时候点蜡烛给孩子念《红楼梦》。她们的高贵，不在身份，而在忍耐。

还有韫媖、韫瑛这样的格格，婚后被迫搬入丈夫乡下老宅。她们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种菜、挑水、养鸡，甚至赶集换物。身份？没人问，也没人信。她们不说，村里人也不会想一个穿布衣、戴斗笠、满手皲裂的女人，会是什么“皇族”。

唯一还留有一丝皇族痕迹的，是她们教孩子读书写字。哪怕家徒四壁，她们也会找废纸、碎布缝成“字帖”，用毛笔一笔一划教孩子写“忠”“信”“仁”“孝”。

这些格格的后代，大多也没继承什么家产，只继承了母亲那种韧劲儿和不屈的气骨。

时间过得很快，清朝灭亡几十年后，格格们也一个个老去了。她们不再讲“宫里的事”，而是操心粮票、学区和医疗证。有人问她们是否后悔，她们大多不答，只说一句：“都过去了。”

而这句“过去了”，背后藏着太多眼泪和硬撑。

她们曾经站在帝国的顶端，却在最底层活出了尊严。格格这个称呼，早已脱离了血统，而是一种品格的象征。

血脉未断，传奇延续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股寻找“皇族后人”的热潮开始兴起。各种家谱被翻出，各种旧信件重新面世，那些当年隐姓埋名的格格后人，也渐渐被公众关注。

比如“京圈格格”关晓彤，就是瓜尔佳氏的后人。再比如吴京，他有着乌拉那拉氏的血统。

而“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那英，也是众所周知的满族皇室后裔——叶赫那拉氏，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宗族。钢琴家郎朗，则是“钮钴禄氏”的后人。

那些隐匿多年的皇室后裔，有人成为作家、教授、画家，也有人仍住在老胡同、骑着二八大杠上下班。他们继承的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而是一种气质，一种即便没落也不卑不亢的姿态。

他们不谈过往，不说自己是“谁的谁”。但你看得出来，他们说话做事，都带着一种克制、分寸、沉稳。

这才是皇族的真正延续。

它不是一纸血统证明，而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传承。它藏在一个人待人接物的细节里，藏在他们如何面对逆境，如何教育子女，如何在纷乱世道里保持风骨。

而这些，才是比“我是谁的后代”更重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