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临行前，给继女阿菊的孩子做了件小棉袄，她不知道，这个温馨的家庭背后，隐藏着让她致命的危险。

1950年2月，台湾舟山定海的一家医院里，朱枫被国民党特务包围。她迅速从衣服里取出金锁片和金手镯，咬碎后混着热水分四次吞下。吞金带来的剧痛让她很快昏迷，但国民党当局因她身份重要，竟用飞机将她送往台北医院抢救。

在医生强行给她灌下泻药后，4件金饰残片才从她体内排出。

朱枫

这位45岁的中共女情报员被捕后，宁死不屈的精神连审讯她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都暗自佩服。谷正文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而此时的朱枫并不知道，导致她被捕的线索之一，竟来自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的家庭。

跨海赴台，虎穴暗战

1949年11月，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女性登上了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轮。她就是朱枫，此行以“探望女儿”为名，实际肩负着重要情报使命。

朱枫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和财经工作。当她接到赴台任务时，刚刚结束在香港的工作，正准备回内地与家人团聚。

“探亲的由头再合理不过”，组织上看中了这个绝佳掩护。朱枫的继女阿菊（原名陈莲芳）当时在台湾生活，她是朱枫前夫陈绶卿的女儿。

朱枫嫁给陈家时阿菊才6岁，但她对继女视如己出。1931年丈夫病逝后，朱枫没有改嫁，而是掏出自己的私房钱照顾四个继子女，还送阿菊去上海求学。

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背景，成了朱枫赴台的最佳掩护。她以“朱谌之”的本名申请赴台，理由是看望女儿和刚出生的小外孙。国民党当局很快批准了她的申请，谁都没有想到这位看似普通的探亲母亲，竟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秘密情报员。

到达台湾后，朱枫按计划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头，随后又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取得联系。

吴石是国民党中将，却早已心向中共。他因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于1948年秘密加入中共，代号“密使一号”。他所在的“东海小组”负责为解放军收集台湾防务情报，为计划中的攻台行动做准备。

朱枫在台湾的工作效率惊人。她与吴石见面6次，获取了台湾与金马地区的战略布防情报。这些绝密军事情报被微缩拍摄后，藏在饼干盒、书本夹层中，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大陆。

在台期间，朱枫住在继女阿菊家中。她一边扮演慈祥的外婆角色，为孩子缝制小棉袄，一边暗中进行危险的情报工作。她丝毫没有察觉，阿菊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是国民党警务人员，家中实际上是个“特务窝”。

更让人唏嘘的是，阿菊本人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尽管朱枫将她抚养成人，但两人在政治上早已分道扬镳。朱枫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在给上海朋友的信中写道，将在月内返家，还留下了一个正气十足的签名——“威凤”。

叛徒出卖，生死抉择

平静的日子在1950年1月底被打破。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始作俑者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蔡孝乾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省共产党员，但他在生活中腐化堕落，沉迷享受。他不仅挪用组织经费，还与年仅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同居。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后，国民党保密局的谷正文看出他意志薄弱，便以美食为诱饵进行软化。在波丽露餐厅的牛排攻势下，蔡孝乾一周后就提出叛变条件：要求与小姨子在狱中同居。

叛变后，蔡孝乾在短短几天内供出了包括吴石、朱枫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员。他提供的线索中，有一个关键细节——在记事本上发现的“吴次长”三字，让特务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吴石。

大逮捕随即开始。朱枫接到警报后，在吴石的帮助下连夜撤离，获得了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吴石让副官聂曦签字，为朱枫办理了通行证，这张证件后来成为定罪的铁证。

朱枫逃到舟山后，藏身于定海医院。但国民党特务没有放弃追捕，1950年2月18日，他们在舟山将朱枫抓获。

朱枫被捕后，吞金自杀未遂，被救活后遭受了残酷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机密。

与此同时，吴石也遭逮捕。特务在他的昆明街住所搜出了电台、密码本和大量作战计划。与蔡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石即使一只眼睛被打瞎，也没有再供出其他人。

在法庭上，朱枫身穿淡绿色碎花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她双手揣在一起，放松地依靠在法庭栏杆上，神情自若，仿佛周围的一切与她无关。

当国民党当局以高官厚禄诱惑吴石“悔过”时，吴石断然拒绝。他对蒋经国说了这样一段话：“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在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骨灰归乡

朱枫牺牲后，她的遗体由国民党当局处理。继女阿菊曾申请认领骨灰，但最终因恐惧而放弃。阿菊的丈夫王朴因朱枫案曾被关押数月，此事让阿菊彻底慌了神。

朱枫的骨灰被贴上“朱湛文”的错名标签，存放在台北富德公墓的一个无名纳骨塔中，这一放就是六十年。

时间转到2003年，台湾作家徐宗懋开始帮助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寻找母亲遗骸。经过多方打听，他们在台北一家健康疗养院找到了85岁的阿菊。

当被问及朱枫时，阿菊厉色相对：“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这种决绝的态度，与她童年时朱枫对她的无私付出形成鲜明对比。

直到看到全家福照片，阿菊才终于承认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但她始终没有勇气去认领继母的骨灰。

2010年12月9日，朱枫的骨灰终于被护送回大陆。她的女儿朱晓枫手捧骨灰盒，泣不成声——这一天，她等了整整六十年。

朱枫的骨灰被安放在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她终于回到了故乡的土地。

而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枫身中数枪，英勇就义。她不会知道，自己疼了二十年的继女，因为恐惧和自保，连她的骨灰都不敢认领。

吴石案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由于台湾地下党组织被完全破坏，原定1950年6月的攻台计划被迫搁浅。随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统一大业被推迟。

朱枫的骨灰在台北漂泊了六十年，直到2010年才回到故乡浙江镇海。而阿菊的余生，则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下，她的特务身份和与朱枫的关系，成为那段复杂历史中最令人唏嘘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