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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提到“吴石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在台北马场町倒下的中将，以及那位被称作“白色恐怖之手”的特务头子——谷正文。几十年后，这个当年一手审讯吴石的军统干将，却坐在书桌前写回忆录，说自己常被梦惊醒。有人说他变了，也有人说那只是老年的惶恐。历史不会开玩笑，但人的心会。

从山西走出来的特务头子

1910年，山西汾阳，一个普通家庭出生了一个叫郭守纪的孩子。后来，他改名谷正文，这个名字将伴随他穿越战乱、背叛与权力的阴影。青年时期的谷正文一度信仰左翼思想，还短暂加入过中共，后来被捕后投向军统。自此，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写。

戴笠是军统的灵魂人物，谷正文则是他培养出来的“心腹干将”。他行事冷静、嘴紧、手狠，是军统系统里典型的办案风格。抗战期间，他以情报员身份出入敌占区，擅长审讯与反间。那时候的谷正文对命令从不迟疑，在戴笠眼中是标准的工具人。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大陆局势逆转，国民党情报机关大批撤往台湾。谷正文也随保密局迁台，职位不降反升。当时台湾局势混乱，蒋介石要求“清除匪谍”，保密局、调查局和宪警系统一体行动。谷正文的职责，就是把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人”揪出来。

“吴石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吴石，中将出身，表面是国军高级顾问，暗地里却向中共传递机密。1950年春，情报网被破获，吴石、朱谦、陈宝仓、聂曦等人先后落网。谷正文担任主审，参与整个侦讯与定案过程。这场审讯持续数周，吴石拒不认罪。谷正文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那天我知道，他不会活着离开。”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的清晨，吴石等四人被押赴刑场。那一声枪响，成为白色恐怖最具象征的时刻。谷正文的名字，也和这场血案永远绑在一起。

五十年代的谷正文，几乎是岛内特务圈的代名词。他主导的案件多、效率高，被上级视为“肃谍功臣”。在那个年代，谁办案快、手段狠，就意味着忠诚。谷正文在保密局系统一路升迁，成为军统遗脉在台湾最有权势的一环。人们惧怕他，也在暗地里议论他。

到了六十年代，他的锋芒逐渐收敛。蒋经国整顿情治系统，保密局被合并，许多旧特务被调离一线。谷正文转入研究与顾问岗位，仍是国防部“情报顾问”，却远离了现场。有人说，那时他就开始反思当年的审讯方式，常在茶会上沉默，听到枪声电影画面会明显皱眉。

从铁血办案人到“梦中惊醒者”

七十年代的台湾经济起飞，但政治高压仍在。谷正文已退休，住在台北近郊一栋小楼。邻居形容他“极为安静，每天固定散步”。没人想到，这个曾让人谈之色变的特务头子，晚年最常说的一句话竟是：“夜里怕做梦。”

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全台舆论关注政治案件。谷正文在朋友聚会上感叹：“我年轻时太相信命令。”这一句话后来被写进口述史。或许那是他少有的自我揭露。

在1990年代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他第一次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职业生涯。书的前言写道：“那段时间，岛上笼罩着一种看不见的恐惧，我也是被恐惧驱动的人。”许多读者惊讶，一个曾手握生杀大权的人，竟在晚年选择“坦白”。

书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吴石案”的描述。他承认当年低估了吴石的信仰，也承认自己的手段太激烈。他写道：“吴石是敌人，却不像敌人。”一句话让许多台湾历史学者重新审视那场审讯的伦理问题。

外界盛传他晚年性情大变，脾气变得温和，甚至向昔日受害者家属表达歉意。事实上，他确实曾通过友人转达“愿意见吴石之女”这一意愿，但对方婉拒。那件事在学界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

有人把他的转变理解为“赎罪”，也有人认为是老年的自我安慰。毕竟，那段历史的污点无法抹去。谷正文知道自己在政治机器里只是螺丝钉，却也是操控生死的执行人。
在一次NHK采访中，他低声说：“我服从命令，可命令不等于正确。”这句话后来被许多纪录片引用。

至于外界传说的“扬言杀李登辉很容易”，并无任何证据。那几年台湾社会确实在剧烈转型，特务系统解体，旧人身份尴尬。谷正文面对媒体更多是避谈政治，只愿谈历史。他说自己“早已不再属于任何组织”。学者普遍认为，这些关于“扬言”的说法是后人误读。

晚年的他像被过去的影子困住。曾经的铁血，如今成了书页上的忏悔。有人在评论区写道：“历史给他机会说话，但不给他洗白。”谷正文没有反驳，也没再回应。

风声渐息——权力散场后的孤影

九十年代的台湾已步入民主转型期。旧时代的“保密局特务”成了尴尬群体。谷正文也没例外。许多曾经的同僚要么销声匿迹，要么被纳入“转型正义”调查名单。他虽然未被起诉，却不得不面对媒体的追问与社会的审视。

那几年他很少出门。白天坐在自家阳台，看报纸、听收音机。熟悉他的人说，他每天早晨必定泡一壶铁观音，翻阅旧档案，那些泛黄的文件上全是“机密”“绝密”的红章。那些文件曾是权力的象征，如今只剩纸张的味道。

1995年，《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正式出版。书一出，引起巨大反响。年轻一代第一次从“加害者”的口中读到那段历史。谷正文在书中写道：“我不为自己辩护，只想让后人明白，当恐惧成为制度，人就会忘了是非。”这句话后来被台湾大学历史系的课堂引用。

出版后，他接受过一次专访。记者问他是否后悔。他沉默许久，说：“那时候若不做，我也会死。”一句平淡的回答，道尽那一代特务的生存逻辑。没有愧疚的煽情，也没有激烈的忏悔，只是陈述。

有趣的是，曾经的对手也在同一时代被重新评价。吴石的身份在1999年被大陆追认为烈士，台北设立“白色恐怖纪念公园”时，许多人提到他的名字，却很少再提谷正文。那一刻，他彻底成了历史的背影。

他偶尔会出现在学术会议上，身着深色西装，步伐缓慢。研究白色恐怖的学者说，他有次在台上发言提到一句：“我没资格被原谅，也不需要。”全场鸦雀无声。那种沉着，不像是辩解，更像是对命运的投降。

晚年的他仍然习惯早起，整理文件。书房里摆着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夹着年轻时的军装照，也夹着一封未寄出的信。信的抬头写着“吴将军家属”，结尾只写了四个字——“愧无以报”。信纸发黄，字迹已模糊。

死后评价——历史的阴影与光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在台北病逝，享年96岁。去世时没有官方哀悼，也没有仪式性的告别。几位旧部与家人简单送行。那天的天气阴冷，报纸上仅有一条短讯：“前保密局特勤组组长谷正文病逝。”没有人再提“肃谍英雄”四个字。

同年，台湾人权馆在筹备白色恐怖档案展。研究人员整理他留下的口述稿，发现他在录音中反复提到一句：“人活太久，会被自己的记忆吓到。”那段录音后来在展览中播放，引发许多参观者驻足。

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歧明显。有人认为他是制度的执行者，罪不在个人；也有人强调，没有执行者，就没有恐怖。他的回忆录成为学术引用最多的“加害者自述”文献之一。

岛内媒体报道时常引用他那段“恐惧驱动制度”的话。政治评论者指出，谷正文的自白并未为自己开脱，却为后人提供了理解那段历史的角度——那是一场被恐惧与忠诚绑架的集体失语。

在大陆，谷正文的名字仍是“叛徒”“特务”的代称；在台湾，他则是复杂的历史符号。两种叙事并行，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张力。

他去世多年后，NHK重播纪录片《台湾特务的告白》。片尾留下最后一段旁白：“他一生在命令里活着，死在沉默中。”这句话既是评价，也是告别。

如今再回头看，谷正文的故事既不宏伟，也不悲壮。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单纯的恶人，而是那个时代的影子。一个在恐惧制度里把“忠诚”当生存条件的人，老了才发现，记忆比枪声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