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视察武汉大桥工地，见了负责人质问：你学过修桥？

“1956年5月31日早上八点十分，主席刚下专列就问：‘彭局长，听说你是打仗出身，你到底学过修桥没有？’”王任重半开玩笑地向彭敏复述这句略带兴致的质问，空气里夹着机车的热浪，也带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工地上，钢架与塔吊在江风里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在回应领袖的好奇。

其实，这声“学过没有”背后，是长江两岸数十年“过江难”的沉重影子。二十世纪初，武汉三镇人口愈来愈多，可横跨大江的仍然只有摆渡。晴天，船慢；雨天，索性停航。老人常说：“一场浓雾，把汉口和武昌憋在原地。”在那样的日子里，修一座大桥不仅是技术议题，更是民生呼声。

北洋政府时期，工程师们画过图纸，却被军阀混战敲碎。到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把钱塘江桥摆进预算，武汉却只收到一句含糊的“以后再议”。有人算过账：1930年到1948年，长江武汉段因停渡耽误的货运，折合白银超千万两。错失的机遇，无法标价。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突然提到：“长江天险，总得铺条路。”话音未落，《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社论，武汉人认定好事要来了。然而1950年6月，朝鲜烽火骤起，钢材优先供应前线，桥梁设计图又被锁进柜子。那几年，武汉工务局只得在汉口江滩留下几根试验桩，随水位起落，一会儿露出，一会儿没入，像在无声提醒：梦还在。

转机出现在1953年春节。毛泽东到蛇山登高，眺望龟山，对随行干部抬手一指：“桥就从这里飞过去。”岸上的小学生听见鼓掌，谁都没想到这句脱口而出的指向，很快就变成了国务院批文。随后，铁道部成立大桥工程局，彭敏临危受命。此人原是八路军团长，抗美援朝伤了腿，转业才两年。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有那句询问：“你学过修桥？”

有意思的是，彭敏真没系统学过桥梁力学，他硬是带着三百多名技术员边干边学。苏联派来二十四位专家，开口闭口“按规范”。可长江底部基岩起伏大，规范里找不到对应条款。工人用竹排绑住沉箱，夜里赶潮水下放，苏联专家急得拍图纸：“风险太大！”彭敏咧嘴笑：“咱们穷过日子的人，只能多动脑筋。”后来事实证明，竹排沉箱法每孔节省经费两成，毛泽东听汇报时直说“好办法”。

再说到1956年那次视察。江面上风大，毛泽东执意站在甲板侧舷，连连发问：钢材厚度多少？震动打桩机谁设计？鞍钢能不能自己轧宽板？问题如连珠，彭敏几乎招架不住，却也暗暗佩服：领袖关心的不只是宏图，还有螺栓和焊缝。对话足足拖了三个半小时，小仓房闷得人直冒汗，毛泽东却挥手：“技术无所谓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键是科学不科学。”这句判断，让在场的翻译都愣了一下，随后记进了工作日志。

时间快进到1957年9月。大桥静候通车，栏杆却被刷了三种颜色：灰、黑、天蓝。工人说，这样方便请群众挑选。毛泽东扶栏远望，笑得爽朗：“灰色好，和江水对味。”随后他问，用了多少钢？花了多少钱？杨在田报出“5万吨、1.3亿”两个数字，毛泽东点头：“不贵。”旁人听着忍俊不禁——这可是当年全国最大的单体投资，可在他眼里，只要能让“天堑变通途”，就是值得。

傍晚，武汉三镇灯火次第点亮。毛泽东倚栏低声念：“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江面风凉，他推了推帽檐，忽然问：“要是没有苏联专家，现在能不能独立修这么大的桥？”杨在田略一迟疑，重重回答：“能修！”这一声“能”，在嘈杂的晚风里显得特别笃定。

1957年10月15日，首班火车穿桥而过，汽笛拖着长长一声，把京汉线与粤汉线连为一体。北京到广州的行程硬生生缩短一昼夜。茅以升特地赶来，站在桥头感慨：“钱塘江桥解了浙东封锁，武汉长江大桥却让半个中国连成整体。”他的目光透过钢梁，看向更远的西南与西北，那是下一代工程师的舞台。

遗憾的是，很多开工时的老工人再没等到剪彩，他们在风浪里与钢筋水泥搏斗，留下无名碑。有人提议给他们立一块纪念石，彭敏摇头：“桥就是最好的纪念。”这句话广为流传，后来被刻在工程局的墙面上。

几十年后，长江干流桥梁已逾百座，武汉段更是“桥群并立”。可在老武汉人心里，“大桥”只有一座，就是那年被问颜色、被问钢材、被问“学过修桥没有”的那座。它见证了一个国家从缺桥到造桥、再到出口桥梁技术的完整跨度，也让一代又一代人明白，问一句“学过没有”，往往是对可能性的最佳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