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笼罩下的长安城，一场元宵灯会即将点亮皇都的夜空，民间笙歌鼎沸，百姓沉醉于节日的欢乐中。

就在这一夜，一个少年将军，一脚踢死皇子。

血洒两辽王府，究竟是偶发的悲剧，还是早有布局的棋子？

两辽王府威震朝堂

薛仁贵本是布衣出身，出身寒门，少时生活困苦，曾一度以耕种为生。

但天资过人，力大无穷，尤其精于骑射。

他那副铁骨铮铮的硬汉模样与从不向权贵低头的性子，使他虽身处底层，却总给人一种“生来不凡”的错觉。

直到有一日，他机缘巧合之下投军，从此命运改写。

他在战场上的崛起，几乎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三箭定天山”的战绩一出，震惊朝野，那一战，不仅令敌军胆寒，更令唐高宗龙颜大悦。

后来又有“金山之战”、“征西破敌”等一系列大战，他几乎未尝败绩，所到之处，无不旗开得胜。

朝中有老臣曾私下议论：“若无薛仁贵，大唐疆土不知该缩几千里。”

这话虽有夸张之嫌，但在当时，薛仁贵的战功，确实无将能出其右。

唐高宗对他更是赞誉有加，在一次朝会之上，当着满朝文武之面说：“古之勇猛者，无一人可敌卿。”

不久之后，薛仁贵被封为“平辽王”，统领边疆重军，权势之大，已然跃入一线权臣之列。

若不是他一心为国，从不干预朝政，早有人怀疑他有“异志”。

父亲如此英勇，儿子自然也不遑多让。

薛丁山年少时便显露出惊人的军事天赋，十四岁便可骑马挽弓，十八岁随父征战沙场，在一次又一次的实战中磨砺成才。

尤其是在那场著名的“围辽之战”中，薛仁贵一度被困敌阵，朝廷紧急征调三军统帅，众将争位而不得；

唯有薛丁山横空而出，不仅脱颖而出为统帅，更率军奇袭敌营，三日破敌，救父还营，一战封神。

唐高宗见其父子二人皆为国栋梁，心中欣喜，不仅加封薛丁山为“辽王”，更破格赐匾于其府，题曰“两辽王府”，以示嘉奖。

从此，“两辽王府”成为长安权力结构中最不可忽视的一股军政力量。

而薛家不仅握有边疆重兵，更有忠勇之名，民间百姓颂其英勇，军中将士拥其为主，整个西北一带军心所向。

薛家人并不似一般勋贵之家那般声色犬马，反倒清廉节俭，作风朴素，这反而更加提升了他们在朝中和民间的威望。

更有甚者，许多边地的少数民族首领，谈及“薛大帅”、“薛家军”，都心生敬畏。

可权力越大，便越招忌惮。

在朝堂之上，已有人开始私下低语：“一门双王，父子共握兵权，于国于君，可安否？”

唐高宗虽宠信，但也难免心生顾忌。

只是那时的他病体日重，政事多交武则天处理，而武则天，却并不是一个甘于被动之人。

彼时，李唐宗室、勋贵世家、外戚门阀，彼此纠缠，明争暗斗，武则天若要逐步夺权，称帝为皇，势必得清理不听话、不站队的大族。

而“两辽王府”这尊既不肯效忠于她，又自持兵权、拥护李氏正统的硬骨头，无疑成了她权力道路上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要动薛家，谈何容易？不只因为他们战功赫赫，更因为他们民望如山，朝中虽有妒者，却也不乏敬重者，若无正当理由，只怕掀起朝局动荡，引发众怒。

所以，武则天只能等——等一个可以将薛家连根拔起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不久后就会由薛丁山之子薛刚，亲手送上。

元宵之夜酿下血祸

长安城的元宵节，总是热闹非凡。

街市张灯结彩，百姓扶老携幼游行观灯，皇都的夜色，仿佛披上一层辉煌绚烂的锦缎。

那一年也不例外，灯火通明之夜，正是整个大唐上下一年中最喜庆的时刻。

薛刚出身将门，是薛丁山与樊梨花之子，自幼耳濡目染父辈征战，体格高大、胆识过人。

这个年轻人并非承袭父辈的沉稳克制，反而因自小被宠溺，性情颇为桀骜不驯。

尤其爱酒如命，饮酒之后更是常常惹事生非。

一次次的劝诫似乎总在醉酒中被他一笑而过，而那一夜的灾祸，也正是由一杯杯烈酒引燃的。

樊梨花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早已察觉薛刚近日行迹浮躁，因此元宵节前数日便将他软禁于府中，不许外出，唯恐他又在热闹节日中惹是生非。

怎奈薛刚心高气盛，越禁越反。

灯节当晚，他趁母亲不备，翻墙而出，换上便衣混入市井，与一众好友会合，几杯酒下肚，他早已忘了家中约束，只觉眼前万灯如昼，人生痛快不过此刻。

可醉中之人，往往最易做出悔之不及的事。

那一夜，他踉踉跄跄地走至朱雀大街，恰逢前方一阵喧哗，引起他注意。

只见几名衣着华贵的少年正围着一名弱女子嬉笑调戏，女子哭泣求饶，引来周围百姓驻足，却无人敢言。

薛刚眼中火起，自小行事刚烈的他，最看不得这种欺凌之事，酒气冲脑之下，当即怒吼着冲上前去。

他并不知，眼前其中一人，正是当今皇帝唐高宗最宠爱的幼子，母亲为当朝皇后武则天。

另有一人则是宰相之子，平日里嚣张跋扈，仗势欺人，在长安也算是无人敢惹的角色。

而此刻的薛刚，醉意正浓，只道是几个浪荡子弟，根本不曾细看，拳脚已至。

几名仆从冲上前来护主，却根本敌不过他这员猛将之子。

薛刚拳脚如风，横扫四方，片刻之间便打倒数人。

就在混乱之中，那位皇子不慎被他一脚踢中额头，后脑重击之下，当场仆倒，再无声息。

血流满面间，百姓哗然惊呼，而高楼上看灯的唐高宗，正巧目睹了这一幕。

唐高宗年事已高，身体本已羸弱，骤然见爱子命丧街头，悲痛欲绝之下，口吐鲜血，当夜便被宫人紧急送回宫中。

薛刚逃回家中，酒意方醒，才知自己闯下了弥天大祸。

府中一片死寂，父母神色凝重。薛丁山当即做出决定，连夜安排薛刚出逃，试图保下一线生机。

樊梨花泪流满面，知大势已去，却仍不舍儿子性命。

而另一边的宫廷之内，武则天眼见亲子身亡，心中悲愤交加，更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清算”时机。

还未等皇帝咽气，她便火速下令，以“谋逆弑君”之罪治薛家之罪，直接拟定“满门抄斩”。

皇权之路无亲情

若仅以亲子之死论，武则天的愤怒似乎合情合理。

但朝中冷眼人心知肚明，这场“满门抄斩”的风暴，绝非只为报私仇。

事实上，早在唐高宗尚未病重之时，武则天便已悄然布局。

她广植亲信，暗中拉拢重臣，试图动摇李唐根基，但面对手握兵权的“两辽王府”，她屡次试探未果。

薛家世袭辽王之职，父子两代皆统重兵，所辖边疆部队忠心不二，战斗力极强。

这支军队，不属于朝中任何派系，不受文官节制，其指挥者只听命于薛氏父子。

这在封建皇权体系中，是致命的隐患。

即便薛氏自始至终未曾异动，忠于李唐，不涉政争，但正因其“中立”，反更令野心者警惕，一个不为我所用的将门，就是潜在的威胁。

更何况，薛家军不止有兵，还有“心”。

北地百姓将薛氏父子视作保护神，民间流传的戏文、传说，无不将其塑造为忠勇之士，英勇之魂。

这种“军心”、“民心”的双重把控，才是武则天最不安之处。

她若登基，若削弱李唐正统，谁能保证薛家不会成为旧唐遗臣的旗帜？谁能担保一朝有变，薛家不会成为复辟者之剑？

武则天动手的速度，几乎令人来不及反应。

就在唐高宗尚未断气之时，御林军便已包围“两辽王府”。

在她的命令下，朝堂中的中立者纷纷噤声，而那些早已归顺于她的官员则在廷上齐声附和：“薛家通敌谋逆，当诛！”

她以“皇后摄政”的身份，颁下懿旨，将所有反对之声压制。

她要的不是单纯的“杀”，而是彻底的“灭”，灭其人、灭其名、灭其血脉、灭其忠诚。

许多人都曾疑问，何以一个自称“圣母皇后”的女子，竟能做出如此狠绝的决断？

但了解她过去的人，便不难理解。她曾是后宫低位出身，被皇后排挤，被庶妃陷害，从婉顺淑女一路斗至宫中主母。

她对亲情毫无留恋，对旧情毫无怜悯，哪怕是曾效忠于皇室的忠臣，若不效忠于她，便只能被扫出这权力的棋盘之外。

在武则天步步夺权的过程中，她的手段从来都不避忌血腥，连太子都可废立数次，更遑论其他。

比起明面上的反对者，薛丁山这种沉默的“李唐忠臣”更为危险。

这种强硬态度在武则天眼中，无异于“拒绝归顺”的明证，而她的目标，从不是说服，而是清除。

在这背景下，薛刚“误杀皇子”事件无疑成了天赐良机，借此罪名，她无需费力证明薛家“谋逆”，只需顺势追责，便能“依法诛之”。

而一旦入了“弑君”大罪，整个家族的灭门之命便可顺理成章，再无人能质疑其正当性。

这场肃清过后，整个朝堂已无异见者，兵权回收，李唐旧臣人心惶惶，李家皇族噤若寒蝉，连带着太子之位也成了她随意操作的傀儡。

而唐高宗，那位在病榻上哀痛不已的老君王，最终在目睹满门忠臣被诛之后，郁郁而终。

有人说，他是死于丧子之痛，也有人说，他是被武则天的野心压垮了心志。

不论哪种说法，都已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随着那声“薛家已灭”的捷报传回内廷，武则天眼中寒光一闪，缓步登上金殿，登基称帝已成定局。

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改国号为“大周”，自此，李唐王朝真正失去了最高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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