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4月的一个晚上，上海一家看守所的铁门被悄然撬开，一名浑身是血的死刑犯翻过围墙，跌跌撞撞地消失在黑暗中。

他是中国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时间最长的特工之一，19年间，他官至少将，甚至一度成为军统头子毛人凤的上司。

在潜伏期间，他传递的情报改写过战局，救过抗日名将的命，也差点因叛徒的出卖命丧黄泉。

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两次被捕入狱，甚至被判死刑，却能仅凭一块木板、一根铁钉，完成了堪称奇迹的越狱。

他到底是何方人士？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位沉默英雄传奇的一生。

范纪曼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四川梁山一个书香家庭。

少年时，他便以过目不忘的才华闻名乡里，15岁独自跋涉百里只为看一眼地球仪，19岁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罗瑞卿、陈赓等日后赫赫有名的人物成为同学。

在黄埔军校，范纪曼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并在心里埋下一粒希望的种子。

1926年，经倪玫皋、杜仪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

在北伐战争期间，他担任叶挺独立团排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多次负伤，表现出极富牺牲精神的坚毅品格。

然而，意外在此时发生了，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混乱不堪，范纪曼也险遭毒手。

最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四川，在当地他也没闲着，而是帮着组织农民运动。

令人没想到的是，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叛徒，1930年，他被出卖，第一次被捕。

在敌人面前，即使遭受严刑拷打，依旧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任何关于党的消息，三个月后就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但那时的上海十分混乱，就连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他那时已经完全与上级失去联系，成了一名“断线风筝”。

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与党失去联系就不再是一名党员，而是继续积极的参与党的活动。

后来还考入北平大学，学习俄语、德语、日语。

他凭借自己的语言优势，顺利进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翻译，表面上是处理外交文件，实际上是将机密情报传递给潘汉年。

有一次，他截获日军计划突袭苏联的情报，连夜翻译后直送延安，苏联红军据此提前部署，击溃了日军的“张鼓峰战役”，范纪曼的名字从此在隐蔽战线传开。

但是战役还没有彻底结束，这位潜伏者的使命还得继续。

恢复党籍

在抗战胜利后，范纪曼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成为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那时的毛人凤，不过是武昌行营的一个小股长，那时的范纪曼故意装糊涂、混日子，甚至故意泄露假情报迷惑敌人，暗地里却将国民党兵力部署、特务计划等关键信息传递给党组织。

他的潜伏计划实在是严密，1948年辽沈战役前，他还截获蒋介石密令，将廖湘兵团美式装备全调往辽西，他迅速将情报传递出去，这份情报让东北野战军直接抢得先机，还扭转了战局。

但事情没有一直这么顺利，意外再次发生了。

1949年3月，有叛徒告密，说范纪曼是间谍，彼时的他正在上海17号码头与党交接蒋介石逃台计划，当场被捕。

随后，军统对他用尽酷刑，老虎凳上摞起6块砖头，辣椒水灌得鼻腔流血，甚至用铁钉撬开脚镣。

但范纪曼始终闭口不言，连毛人凤亲自审讯时，他也只说一句：“我就是个翻译，懂什么情报？”

敌人拿他没办法，就连他们查获的名单里也只是记载着“范纪满”，仅是这一字之差，让他们始终无法确认范纪曼的真实身份。

但是秉持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理念，范纪曼还是不能逃脱，并在4月10日，被判处死刑。

但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死，自从1930年与党失去联系以后，他的党籍也随之消失，他拒绝重新入党就是抱着有一天能有希望重新恢复党籍。

在监狱里，他每天都装的非常无力，实际是在暗中观察环境，随时准备越狱。

终于在行刑前一晚，机会来了，他趁看守不备，用藏在裤腰的铁钉撬开脚铐，还假装疼痛难忍非要上厕所。

时间已经是半夜，看守极其不耐烦，范纪曼趁着他打瞌睡的功夫，将一块将近两米长的腐烂木板卡在厕所与围墙的夹道间，搭成一个斜坡。

他纵身一跃，但左小腿还是被铁刺划开十几厘米的伤口，鲜血染红衣衫，疼痛难忍，但他清楚的知道现在并不是痛苦的时候，毕竟还身处在危险之中，他必须要在今天逃出监狱。

与此同时，监狱那边也发现范纪曼不见了，召集了不少人抓捕他，但是他在上海摸爬滚打十几年，早已经将大街小巷刻在脑子里，顺利躲过追捕。

第二天早上，上海宣布解放，范纪曼躲进码头仓库，用煤灰抹脸伪装成苦力，最终与地下党接上头。

当交通员见到这个本已经该牺牲的人时，心里冒出的是极大的欢喜，范纪曼也是幽默至极，还调侃自己说，阎王嫌他话多，又把他给撵回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次次提交恢复党籍的申请，一次次被驳回，给出的理由是身份证据不足，当年知道他身份的人都牺牲了，他也实在是有口难辩。

更为不幸的是，1955年，他还被“潘杨事件”牵连，在监狱里待了20年。

监狱外，他昔日的那些好友并没有放弃为他正名，并陆续为他提供证明材料，刘逸樵、徐淡庐的口供、国防部机要室存档、日本外务省电报原件等等。

一份份新材料汇总成册，厚达十几厘米，办案人员后来回忆，正是那批亲笔信与照片，让范纪曼的身份有了直接佐证。

终于在1984年，将近八十的范纪曼才终于恢复党籍，那时的他热泪盈眶。

结语

范纪曼的故事，其实是隐蔽战线最真实的写照，没有枪炮的轰鸣，没有战场的硝烟，却需要比战场更强大的意志。

在他老年的纪录片里还提到：“我不过是一块木板，在需要的时候，搭起了通往光明的便桥”，他也确实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

甚至在临终前，还将自己毕生收藏的4000册珍本和千张唱片捐出，他将这块木板又继续连接上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