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何刘伯承要放弃总参谋，选择当军事学院院长？

1912年，辛亥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尽，四川新成立的蜀军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开办了重庆将弁学堂。

也是这所学堂，在这一年招来了一位年轻的学生，更是这一位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理论的鼻祖级人物，更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这位学生，就是后来创办南京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元帅。

作为军队之中最擅长军事教育的刘伯承元帅，他的军事教育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少年，成为未来中国的军事理论大师，刘伯承在带领部队的同时，也同样不懈怠军事理论的普及，就是在这种学堂中，奠定了他对军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基础。

也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主席等中央军委高级领导人共同推荐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可是对于这个任命，刘伯承元帅却毅然拒绝，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回归军事教育工作。

那么刘伯承为什么要放弃总参谋长职位，创办军事学院呢？

刘伯承对于解放军的军事体系而言有多大的影响呢？

1912年初，20岁的‬刘伯承以文武双全的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将弁学堂。

这所位于江北的学堂，承载着四川新政府北伐的期望。

这首学堂的校训“东望幽燕，尚沦异域”高悬于大门，提醒每位学员肩负的救国重任，学堂共有400余名学生，分4个大队，刘伯承被编入第2大队第1大排第1班，后因表现突出，选入速成班。

学堂的课程涵盖步兵操典、兵器使用、地形测量和战术原理，训练严格而繁重，刘伯承格外珍惜学习机会，课堂上全神贯注，笔记密密麻麻。

课余，他埋首于《孙子》《吴子》《司马法》《百战奇略》等古代兵书，钻研用兵之道。

少年刘伯承非常用心，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

节假日时‬，同学们外出饮茶游玩，他却留在寝室研读，或练习匍匐前进、刺杀等技能，一次，同学邱素双推开寝室门，看到他满头大汗地练习匍匐，惊讶地问：

“为何不出去耍？”

刘伯承擦汗笑道：

“打仗是硬碰硬，不练好怎行？”

刘伯承不仅学业出众，还以端正的品行赢得尊重，他常与同学探讨救国理想，与教官王旭东结下友谊，与王旭东之弟王尔常成为生死之交。后来，他在护国战争中腿部受伤、右眼中弹，都是王尔常陪同治疗，1912年底，刘伯承从将弁学堂毕业，分配至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正式踏上军旅之路。

只不过，加入川军之后，刘伯承并没有看到川军能够救国救民的希望。

川军当时也是中国众多军阀之一，刘伯承有着出色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理论能力，很快被提拔起来，但是刘伯承心中对于军阀非常厌恶，所以后来发动的起义，但是起义却失败了，刘伯承只能离开四川。

1927年，35岁的他受中共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他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次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所学院以培养高级指挥官著称，课程包括战略规划、合同战术、参谋勤务和现代兵器运用。刘伯承在课堂上与苏联教官深入讨论，夜间则埋首于图书馆，研读苏军条令和西方军事理论。

苏联的学习经历如同一扇窗，让他看到军事科学的广阔天地。他特别关注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认识到现代战争需结合政治动员与战术协同。

他用俄文记录笔记，逐条分析如何将这些理念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学成归国前，他整理了厚厚一叠笔记，决心将所学化为红军的战斗力。

1930年，刘伯承回到中国，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编译科长，负责翻译苏联军事著作，为红军训练班和各地武装提供教材。

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中，他翻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合同战术》等多部论著，总计数百万字。这些工作往往在战火中进行，条件极为简陋。

但就是这些军事著作，奠定了所有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军事基础。

很多我军的中高层将领，他们过去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而他们的军事启蒙，绝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刘伯承的军事教育。

在整个翻译工作中，刘伯承翻译《合同战术》尤为艰辛。这本书的初稿由延安的翻译团队完成，送至太行山根据地后，刘伯承负责校译。

1945年秋，上党战役的炮火声中，他仍伏案校对书稿，逐字推敲术语，确保准确传达战术理念。他在评序中写道：

“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为完成校译，他常在行军途中借着油灯工作，与延安译者通信讨论，力求精益求精。他的翻译不仅为红军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军事教育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还广泛研读古今中外军事名著，钻研马克思军事理论，逐渐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

他提出的“五行术”理论：

以任务为中心，综合考虑我情、敌情、时间、地形，这个理论成为指导革命战争的实用工具。他常告诫部下：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这一理念在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中屡次验证其价值，如上党战役中，他精准分析敌情与地形，指挥部队以少胜多。

对于刘伯承在军事上的表现，毛泽东赞他为“一条龙下凡”，朱德称其“具有古名将风”，陈毅赋诗“论兵新孙吴”，刘伯承的战友们，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可见在那个时代刘伯承军事思想的超凡脱俗。

而‬刘伯承深信，强军之道在于教育。

他一生践行“治军必先治校”，从当年在‬川军时‬泸顺起义后创办的的泸纳军团军事政治学校，再到‬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学校，到了陕北之后，再到抗日军政大学，他培养了无数军事骨干，红军学校时期，他亲自编写教材，教授游击战术和地形利用，学员中不乏日后的战场骁将。

抗战中，他担任抗大副校长，结合实战经验讲授敌后作战策略，激励学员投身抗战。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西南地区百废待举，干部短缺成为首要难题，担任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立即提出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在‬1950年3月，西南革大在重庆红岩村成立，他亲任校长。5月14日，开学典礼在操场举行，7000余人参加。

刘伯承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是：

《坚定我们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指出，西南革大的任务是为新西南培养建设人才，学员将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建。

就是这一种精神，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位司令员在解放之后把全身心投入了更重要的工作之中，那就是为军队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努力的思想。

1950年7月，刘伯承向中央军委提交筹办军事学院的建议，主动辞去西南行政职务，专注教育事业。

他认为，现代化军队需要高素质干部，而高级干部的培养尤为关键。

对于刘伯承的选择，中央军委一开始有所挽留，但在刘伯承的坚持下，还是答应了他。

11月，他赴南京筹建学院，提出将原计划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校址设在南京，训练方针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培养熟悉现代技术兵种的指挥官”。

1951年1月15日，军事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学院开班之后，毛泽东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题词：

“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国防军而奋斗”。

而‬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主持编写数百种教材，涵盖陆海空三军及炮兵、工程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

这些‬教材内容从战略战役到参谋勤务，细致到集团军、师、团的设定作业。他亲自审阅教材，与教员讨论苏军与西方战史，总结经验教训。

学院初设4个系，后扩展至12个系，学员从758人增至3000余人。

有‬一次，朱德来校视察，看到教材内容详实，赞叹道：

“伯承的学院，真是解放军的最高学府。”

在随后的岁月里，南京军事学院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输送了大量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帅摇篮”。

刘伯承元帅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浸心于军事教育工作多年，很多人认为，刘伯承元帅在解放之后没有继续在军队工作是一种遗憾，可殊不知，刘伯承元帅所做的事情，就是种树之举。

虽然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打仗技术精湛，可问题是，很多将领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所以他们的军事知识还需要提高，就是看出了这一点，刘伯承才决定要建立一所军事学院，正是因为刘伯承元帅的高瞻远瞩，才让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断进步，并且为后来的优秀将领培育了土壤，让他们茁壮成长。

这才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强大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