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学家参与东京审判：不仅处决日本战犯，更为战后建立起法治新秩序

“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解卸。事非得已，至希俯允，并宥谅是幸……弟梅汝璈谨启。”在复旦大学整修一新的校史馆中，陈列了这封梅汝璈写于1946年1月底的辞职信。

复旦校史馆陈列的梅汝璈辞职信（金光耀 供图）

辞职信记录了梅汝璈在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法官之前的身份。在递交辞职信一个多月后的1946年3月19日，他从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出发，飞抵日本东京，投身于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

上海与东京审判的联系远不止于此——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和美军各自在上海设立军事法庭、惩处侵华日军战犯，法庭分别设于虹口区江湾路1号和提篮桥监狱；

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在上海组成，主要成员出自上海：法官梅汝璈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濬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其他绝大多数成员毕业或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季南于1946年抵达上海，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

当东京审判成为历史且相关资料散佚时，上海吸引了一群致力于战后审判研究的学者。2011年5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交通大学挂牌；2017年，在研究中心基础上，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应运而生。至此，上海拥有全球唯一一个以战后审判为主题的学术机构，不仅致力于回答“历史是什么”，更是为了告诉世界“历史揭示了什么”。

一

上海昆山路146号，如今是上海财经大学昆山路校区。校区里有一栋方方正正的4层小白楼，外观已有些陈旧。建筑正面有显眼的西式拱门，简洁的雕刻花纹似乎又在诉说它饱含故事。

昆山路146号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昆山路校区（任翀 摄）。

80多年前，它确实不同一般。这里曾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名气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与当时国内其他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学系不同，东吴大学法学院以英美法为教育主体，对学生的英语和英美法实务能力有很严格的训练。

东吴大学法学院旧照（资料照片）。

正因为此，当人们翻看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履历时，出乎意料又理所当然地发现，17名中国代表中，有10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包括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检察官翻译及秘书高文彬、检察官翻译刘继盛、郑鲁达、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

1946年7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第一次合影，前排右二是中国法官梅汝璈（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供图）。

1948年2月24日，检察官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讲台上准备宣读战犯坂垣征四郎一案的总结陈词（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供图）。

东京审判主要采取英美诉讼程序，是否提交有力的证据，对于认定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和战犯个人罪责至关重要。所以，前往东京的中国代表团必须具备扎实的英美法学基础及英语功底。唯有这样，才能根据法庭的要求，完成证据收集整理、审判记录等各项工作。

正是因为东京审判对代表团成员的个人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才得以脱颖而出。

在中国代表团组建过程中，有过不少插曲，其中之一就是多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不是代表团第一批成员，而是后期加入的。

原来，向哲濬等到达东京后，发现起诉工作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更有大量文书整理工作需要兼具法学和英语能力的人才。于是，他回国招聘。经上海著名律师、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世芳推荐，向哲濬面试了高文彬等多名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多年后，高文彬仍旧记得这场面试：“1946年4月的一天，我到华懋公寓（即今天的锦江饭店）参加测试，主考官就是向哲濬先生。向先生非常和蔼，一点没有官架子，完全是学者风度。他让我坐下，从《申报》中摘一段让我译成英文，又问我家庭和学校的情况，还递给我一杯咖啡。由于东吴法学院是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比较有优势。几天后接到向先生电话，我被录用了，当时一共有5位翻译。”

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等一行5人同样自上海江湾机场启程，搭乘美军运输机抵达东京，正式成为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成员。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高文彬家属捐赠，虹口区档案馆整理，刘雪妍翻拍）。

梳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学历与职业背景，以及他们收集整理的证据，还能从侧面看出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而非“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因为每一个被判决的战犯，都基于严格的法律程序和详实的证据。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庭审规则庭，法官必须保持中立，并遵循两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战犯不能被认为有罪，如果他们在检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优势，甚至有可能被判无罪。

庭审记录还原了以向哲濬为代表的中国检察团队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唇枪舌剑。仅1947年10月6日就被告原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罪行，辩论进行了一整天。检方出场人及其辩论次数是向哲濬25次、倪征（日奥）31次、桂裕5次；辩方出场有5人，辩论92次。

在整个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濬参加了全部414次庭审，作了20次正式发言。

最终，在中国代表团检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用翔实、有力的证据，让日本主要战犯得到了应有的判决。

基于以上种种，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审判被认为是现代国际法治的基石之一。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法庭现场，梅汝璈（最上排左七）在法官席上（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供图）。

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阶段的旁听席（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说，人类对实施战争者的惩罚古已有之，多为胜者对败者的予取予求。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罪行审判始于二战后，确立了以犯罪个人为起诉对象，以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为管辖权，以特设法庭为审判机构的模式。由此开始，世人逐渐建立起国际法治的共识。

简而言之，东京审判不仅处决了日本战犯，更为整个世界建立起新的法治秩序。

二

东川路800号，是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在偌大校园的西南角，有一栋徽派小楼，白墙黛瓦，马头墙高低错落。小楼门口，两块铭牌诉说着小楼所承载的历史厚度——“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这是全球唯一的战争审判研究机构。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一隅的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任翀 摄）。

走进小楼，古香古色的内部空间虽然摆放着办公桌椅，却见缝插针地布置了一个小小的战争审判展，包括东京审判的重要阶段、重点照片，以及近年来研究院出版的主题书籍。

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内部除了办公、会议功能，还有一个小型战后审判展览（任翀 摄）。

为什么全球唯一的战争审判研究机构设在上海交通大学？

1948年东京审判结束后，中国代表团中不少人回国后，决定留在上海，包括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等。他们中有的回到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有的接受了其他高校的聘书，也有的继续律师生涯。于是，与东京审判相关的鲜活记忆、第一手资料，很多都留在了上海。

多年后，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虽然他主攻数学，但童年的一幕始终在心头——

那是一台“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有着黑色机身和47个圆形按键。父亲常常在这台“雷明顿”前一坐就是大半天，“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那是父亲在为东京审判做准备。

向哲濬从东京回沪后，直到1987年逝世，很少提及自己在东京的经历。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东京审判，影视剧演绎多了起来。向隆万发现，影视剧里的父亲与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不一样，而且影视剧中不少细节明显与事实不符。

于是，自2005年起，向隆万开始东京审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2010 年，他主编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出版。2011年，在各方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向隆万出任名誉主任。

随着研究中心成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因为“东京审判”这个话题聚集到一起，希望通过系统的研究，还原历史，警示未来。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挂牌成立，更是进一步揭示了东京审判及战争审判研究的价值。

研究中心见缝插针在墙上陈列了诸多与战后审判相关的图文资料（任翀 摄）。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特聘教授程兆奇说，日本近代的侵略，给整个亚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审判是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和伴随着侵略的暴行的总结和盖棺论定，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最重要基石。长期以来，日本方面对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审判的否定不遗余力。其中既有右翼学者从“学术”角度的翻案，也有利用法庭旧址及靖国神社的“游就馆”等场所向民众的宣传，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否定东京审判及整个战后对日审判，达到推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及暴行的定性的目的。

从这点看，开展东京审判以及战争审判研究，既是爱国主义教育，更有维护东京审判成果的重大使命。深入研究东京审判等重要遗产，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今天和未来人类社会防止战争、保障和平提供借鉴，这也是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的使命。

上海交大的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近年来出版了众多研究成果（任翀 摄）。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来自上海的战争审判研究成果络绎不绝。就在今年上海书展上，研究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了最新成果“战争审判文献数据库”。数据库的核心史料经年累月、跨越国界征集而来，覆盖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所藏相关档案，并融合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它不仅将数百卷文本、超亿文字的文献数字化，还通过多语种识别技术、独创的“庭审时间轴”、跨介质全文搜索功能，实现海量文献的高效整合与智能利用，旨在让更多人能获得战争审判的第一手资料，也更好地诠释“让和平成为信仰，让历史告诉未来”。

原标题：《上海法学家参与东京审判：不仅处决日本战犯，更为战后建立起法治新秩序》

栏目主编：洪俊杰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任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