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王翔
2025年春节后,“杭州六小龙”的爆火,在让无数中国人感到振奋的同时,也让一大批中国城市陷入了焦虑。在中国科技创新的版图上,杭州正在书写一个万众瞩目的故事。当DeepSeek以开源模式震撼全球AI界,当《黑神话:悟空》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游戏产业,当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在上亿观众的注视下扭起了秧歌,一批中国城市的管理者和官方媒体纷纷反思:为什么是杭州?为什么不是我们?我们能否复制“杭州模式”、培育出自己的“六小龙”?这座以西湖美景闻名的古城,如何在短短二十多年间,从被称为“上海后花园”的旅游城市蜕变为可以与硅谷、班加罗尔同台竞技的世界级科创新城?
区域城市研究型自媒体“三土城市笔记”推出的《为何是杭州:不只是杭州》这本书,正是对上述现象的深度解读。本书开篇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在人工智能、游戏、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领域,杭州竟然同时涌现出了六家在各自赛道上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企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杭州六小龙”——深度求索、游戏科学、宇树科技、强脑科技、云深处、群核科技。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杭州这片土壤上自主生长出来的原创性创新企业。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其他城市极其罕见的,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多见。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更在商业模式和发展理念上展现出了独特的创新精神。
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调研功底,揭开了杭州创新奇迹背后的密码。对于中国各地的政府决策者、企业家、创业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创新发展的读者而言,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杭州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中国城市如何找到自己发展路径的启示录。
图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
一、为何是杭州:创新生态的多维透视
“为何是杭州”是读者最关心的、也是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家和创业者们来说,“六小龙”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而杭州的创新企业远不止“六小龙”。 正如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六小龙”背后其实有六七千条龙。
作者实地走访了整数智能、西湖心辰、特看科技、灵伴科技、炽橙科技等有望成为新“小龙”的创新企业,不仅为创业者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启示,更发现了这些企业云集杭州的共性因素。
首先是政府治理的创新。书中详细记录了杭州从“最多跑一次”改革到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不折腾”“少盖章”,不仅仅是行政效率的提升,更是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当一些城市还在为一团乱麻的审批流程而苦恼时,当外地企业家还在为想方设法走后门而头疼时,杭州已经开始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用算法优化代替人工审核,一大批惠企政策实现“秒批”“免申即享”。
这种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环境。钱颖一曾提出“支持市场的政府”与“替代市场的政府”的概念,而杭州则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前者的角色,其核心就是通过治理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非直接指挥或参与市场主体活动。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非常活跃,这为杭州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市场基础。
正如书中所言,“这么多钱可以投进互联网金融平台,成就杭州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之都’;可以投资创业公司,让杭州成为‘天使之城’,也可以流向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银行或者中国最知名的量化基金”。这种资本的多元化配置,为各种类型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也正因如此,杭州可以不像某些兄弟城市那样用大量的政府投资“豪赌”一两个特定产业,而是坚持不追风口,让优秀的创业公司从市场竞争中自己脱颖而出。正如许慧文(Vivienne Shue)等人关于“蜂窝状经济”的研究,中国的基层社会具有相当的弹性和自主性,形成了一种自身独特的、互相分割的、类似细胞状的地方结构。浙江与杭州在历史上就具有活跃的民营经济基础,而如今的崛起可以看作是这种“蜂窝状”结构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一种新变体。
第三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杭州的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建立在完整产业生态基础之上的。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形成了强大的生态效应,从电商平台到云计算服务,从金融科技到人工智能,阿里巴巴的业务版图为整个杭州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同时,“阿里系”创业者的批量涌现,也反哺了杭州的创新生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向全社会播撒了创新的基因和文化。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杭州创新文化的独特性。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杭州是一个愿意给“偶然”留出空隙的地方。这种文化特质对于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真正的突破性创新往往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正如鲍曼的分析,现代社会孕育了一种“园艺文化”,管理者把社会视作一个精心设计和管理的花园,自身扮演园丁的角色,而社会成员及各种社会现象则被视为花园中的植物。杭州的管理者没有试图去当“园丁”,当一些城市还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既定规划而把不符合规划的产业拒之门外时,杭州却为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想法提供了试错的机会。
第四是“比西湖更迷人的人才引力场”。在人才方面,杭州兼具“近者悦远者来”的软硬实力。一方面,杭州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优质的生活环境对人才具有天然吸引力。据书中所述,早在2015年前后杭州的人才净流入就名列前茅,之后更是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再加上云栖小镇、梦想小镇等产城融合的创新社区的打造,杭州所营造的开放包容氛围与硅谷颇为相似。另一方面,杭州在科教资源和商业文化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优势组合。书中引用浙江省科技厅原厅长周国辉的话,将浙江和杭州的创新人才来源总结为“创业新四军”——即高校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这一比喻形象地概括了杭州创新群体的多元结构。这四种力量在杭州交汇融合,使得杭州的创新生态既有知识和技术的供给,又不乏市场和资本的助力,可谓兼备“最强大脑”和“最强市场”。
图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
二、不只是杭州:中国城市创新的多元路径
关于“为何是杭州”,今年以来已经有不少媒体和学者贡献了各自的思考。而这本书的副标题“不只是杭州”,则揭示了作者更深层的写作意图。杭州的成功固然令人瞩目,但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创新呈现出怎样的多元化特征?
作者对南京、合肥、无锡、义乌等其他城市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城市创新的丰富图谱。例如,南京是“产业进化论的标本城市”,合肥则是“最牛风投城市”,等等。而在我看来,义乌作为“低线城市”的逆袭故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这个曾经以“鸡毛换糖”闻名的小县城,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成为“全球超市”,首先在于对自身资源禀赋的准确认识和充分利用。作为一个既无区位优势、又无资源禀赋的内陆县城,义乌没有选择跟风模仿其他地方的发展模式,而是立足于本地的商贸传统,通过迥异于多数国内城市的“兴商建市”战略主线,逐步构建起了独特的发展优势。
义乌人“无中生有”的创新精神则是这一路线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当面临物流瓶颈时,义乌没有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击,开通了“义新欧”专列,将地理劣势转化为陆港枢纽优势。当缺乏传统旅游资源时,义乌创造性地提出了“购物+旅游”的模式,将义乌国际商贸城打造成为全国首个以购物旅游为主题的AAAA级景区。从最初的“前摊后厂”模式,到后来的“前店后企”“前专业市场后产业园区”模式,义乌始终坚持“以商促工”的发展战略,通过市场需求倒逼产业升级,逐步形成了从“制造”向“智造”的战略转型路径。另外,义乌还通过“义商回归”工程成功吸引了华灿光电、爱旭新能源、东方日升等一批行业头部企业落户,形成了信息光电、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芯片及智能终端、医疗健康四大新兴产业,叠加传统优势产业链,构建起了极具辨识度的“4+X”产业体系。
义乌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创新并不一定需要高大上的科技园区或者顶尖的科研院所,关键在于能否立足自身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在某个细分领域做到极致。义乌的成功“对于广大无区位优势、无资源禀赋、无政策倾斜,又不得不面对人工智能、数字化、全球化浪潮以及人口流失、老龄化冲击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来说,或许不可直接复制,但具备参考意义”。
类似这样的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实践分析和比较,本书中还有很多。作者借此揭示了中国城市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多元化和差异化。
杭州的故事是中国科技崛起的一个缩影,但不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唯一范式。书中研究的不同城市都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选择了不同的创新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迎来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群星闪耀时”。这种多元化的创新格局,恰恰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它说明中国的创新不是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的多样化发展路径。这种“百花齐放”的创新生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图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
三、“杭州模式”的时代记录及其理论镜像
本书的作者是一群长期驻扎杭州、聚焦长三角的自媒体从业者,擅长从一线视角观察产业动态和城市演进。这使得作者能够将宏观视野与微观故事相结合,既有对杭州科技崛起的整体思考,也有对具体人物和企业的生动刻画。同时,作者描绘了众多鲜活的案例和人物形象,增强了全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例如,在讲述杭州创新氛围时,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在杭州梦想小镇的创业社区里,某家公司在空地上测试新品时,周围其他创业者会立刻围拢过来出谋划策,这样的互动场景催生了不少后来走红的产品。本书作者记录了“灵伴科技”创始人祝铭明与同行创业者聚餐时讨论“六小龙为何集中在杭州”,祝铭明感慨在杭州创业并不孤独——身边有许多同行、前辈和伙伴给予支持和机会,这种“陪伴式成长”的氛围让他深感幸运。用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这些都是“创意蜂鸣”效应的表现。一种高浓度的创意能量、想法交流和灵感碰撞的动态氛围,能够极大地激发参与者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就像一个充满“电流”的环境,身处其中的人会不自觉地被感染、被激励,从而产生更多、更好的点子。
在语言上,作者笔调平实而不失活泼,善于引用本地俗语和形象比喻,例如杭州政府提出的“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这类亲切口号,以及“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中间一条文三路”这种业界流传的说法,让书中不少段落既有思想深度又饶有趣味。总的来说,作者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打造了一部既具洞见又接地气的城市创新报告,写作风格上的亮点为全书增色不少。
作为一本深度观察中国城市创新现象的作品,本书兼具重要的史料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它详细记录了杭州乃至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从“跟随”走向“引领”的重要历史时刻;另一方面,对于各地的政府决策者来说,书中关于杭州政府治理创新的经验总结,为如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参考。
在理论贡献方面,本书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关于政府在创新生态中角色定位的分析,关于开源创新模式价值的阐述,关于城市创新文化重要性的强调,这些都为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不过,要真正理解杭州创新生态的深层逻辑,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描述,更需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引起海内外的瞩目,学界也对中国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释。以周黎安的“锦标赛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将经济增长等关键指标作为下级官员晋升的核心考核标准,在地方官员之间激发出一种锦标赛式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书中所描绘的杭州市政府在推动数字经济、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种种举措,都可以看作是这场“锦标赛”中的具体策略。书中提到的“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服务理念以及“最多跑一次”改革,其背后深层的驱动力正是在城市竞争的“锦标赛”中胜出的渴望。
在此基础上,周黎安还进一步提出了“地区增长联盟”概念,地方官员为了在“锦标赛”中获胜,会与本地的龙头企业形成一种紧密的、以“政绩-业绩纽带”为核心的共生关系。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资源倾斜和制度便利,而企业的快速成长则为政府带来税收、就业和GDP增长,共同构成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阿里巴巴与杭州市的关系正是“地区增长联盟”的绝佳案例。阿里巴巴的崛起不仅为杭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全球声誉,其溢出的技术、人才和资本,更是催生了庞大的“阿里系”创业版图,形成了杭州的“创业新四军”之一。这种由龙头企业带动、政府鼎力支持的生态系统,使得杭州在数字经济的赛道上获得了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先发优势。
图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
四、“杭州模式”你学不会,也不必学
本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因为书中讨论的话题正是当前各大城市最关心的难题。不过,“为什么是杭州?为什么不是我们?”这样的追问虽合情合理,但也许从一开始就问错了方向。结合前文提及的理论研究,“杭州模式”成功的密码或许可以解读为:在一个具有深厚活跃的民营经济基础的地方,一个在“蜂窝状”结构中拥有较大自主性的地方政府,在“锦标赛”的激励下与市场主体组成“地区增长联盟”,明智地选择了扮演“支持市场的政府”角色,从而最大化地释放了市场的活力。显然,杭州的成功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定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六小龙”的出圈则是这些机遇和条件的一次集中展示。其他城市在学习借鉴时,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而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本书提醒我们,城市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投入和耐心的培育。杭州今天的成就,是几十年持续努力的结果。那些希望通过短期政策刺激就能实现创新突破的想法,往往是不现实的。
例如,杭州的云栖小镇、梦想小镇确实成功了,但那是因为它们有真实的产业基础和创新需求,而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的“特色小镇”们,大多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房地产项目,既没有特色,也没有产业,更谈不上创新,大面积烂尾是必然的结果。再如,杭州数字政府建设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的技术支撑,有发达的数字经济产业基础,有公务员和市民群体较高的数字素养,等等。而很多地方在缺乏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硬要上马各种数字化项目,结果往往是花了大钱却收效甚微。更危险的是,一些城市为了学习杭州,不惜砸重金引进所谓的“独角兽”或者“瞪羚企业”企业,给出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但这种“买来的创新”往往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政策红利消失,这些企业很可能会离开。
正如本书作者在其公号“三土城市笔记”上所发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杭州的成功有外部力量的加持,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杭州模式”并不一定存在。例如,如果把阿里巴巴及“六小龙”的诞生算成“杭州模式”的成果,那么诞生在杭州的拼多多去了上海,杭州人汪滔跑到深圳创立大疆,又算不算“杭州模式”的失败呢?所以,更靠谱的说法是,不存在一个“杭州模式”可以拿来主义、照搬照抄,但可能存在一些可以借鉴学习的“杭州经验”。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比较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杭州的成功不在于它完美复制了硅谷或其他创新中心的模式,而在于它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如果说杭州这样的“优等生”有什么值得学习的经验,我的建议是:不要照搬杭州的具体做法,而要借鉴杭州的发展理念;不要抄袭杭州的产业选择,而要深挖杭州的产业逻辑;不要模仿杭州的政策工具,而要领悟杭州的治理智慧;不要对标杭州的发展速度,而要学习杭州的发展质量。
杭州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几十年持续努力的结果。这或许是这本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创新没有捷径,也不能被计划,只有脚踏实地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探索。就像书中引用的梁文锋的话,“务必要疯狂地怀抱雄心,且还要疯狂地真诚”。
(本文作者为高校教师,城市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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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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