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约会浙江中医药文化⑦食疗：辨体施膳 药食同源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郭闻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示

《浙派中医·脾胃卷》

《浙江中医药人文生活研究》

在中医药文化里，有一项可以说是全民皆用的方法：食疗。

人们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现，一些植物(药物)与食物共烹调，既可作为日常饮食，又可作防病治病之用，因而有了食疗汤剂。距今七八千年的杭州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南酸枣、菱角、芡实等，这些食物在《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不排除先民们在当时条件下已认识到这类药食同源之品对脾胃功能的调理作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动植物遗存，如穿山甲、苦槠、细叶香桂、夜合花、紫南、早莲木、灵芝、橡子、薏仁米等，这些药用功能也可能被河姆渡人所发现。

也许是老祖宗神农尝百草的泽被，到今天，食疗早已与时俱进，现代人对应当下时节、食物有了不同的食疗方式。在对食疗的深入研究中，浙派中医逐渐形成了完整的脾胃病学术思想体系，利用食疗保脾胃养生。

图源：视觉中国

食疗与中医药同步起源

《伤寒杂病论》有食禁专篇

我国的饮食治疗有古老的医学文化背景，有“药食同源”之说。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早有记述“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膳食配伍原则，并明确治疗疾病时需结合饮食调理，如“药以祛之，食以随之”。春秋时期，人们开始将食物与草药结合使用，以治疗疾病。东汉初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不少有药用价值的食物，如薏苡仁、枸杞子、大枣、莲子、百合、杏仁、桃仁、黍米等。

汉代医圣张仲景指出，“所令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而益体，害则成疾。”这句话深刻地阐明了食物疗法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了很多食疗处方，还设了两个专篇来讨论“食禁”原则，有关饮食禁忌、饮食卫生的论述一直沿用至今。像中医认为“酸入肝”，吃酸的东西可以补肝脏，但酸的食物吃多了又伤脾胃。

民间曾流传张仲景和饺子的故事：有年冬天特别冷，张仲景发现很多穷苦百姓衣不蔽体，耳朵也被冻伤了，他于是潜心研制出了一道御寒的药膳，让徒弟把羊肉、胡椒以及一些辛温散寒的药材放入锅里一同熬煮，随后将羊肉捞出、切碎，用面皮包裹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再次煮熟后，连汤一起给穷苦百姓吃，大家吃着热腾腾的“娇耳”汤，体内寒气逐渐被驱散，身体开始暖和起来，几天后冻伤的耳朵也慢慢恢复了。为纪念张仲景高尚医德，人们会在冬至这天吃一碗“娇耳”，也就是我们今天吃饺子的由来。

分析南北饮食差异

《食疗本草》奠定食疗学理论

到隋唐时期，食物的功效被更多人认可，中医食疗理论成型，许多专门研究中医食疗的经典著作也相继问世。唐代《黄帝内经太素》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反映出“药食同源”的思想。

唐代药王孙思邈首次将食疗列入专篇。他在《千金要方·食治方》中写道：“安身之本，秘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又说“凡欲治疗，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耳。”他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详细记载了诸多药膳配方，涉及汤、粥、酒等多种形式。

他的弟子孟诜在《千金方·食治方》基础上，进一步增补了许多食物药，写成了《补养方》一书。孟诜的弟子张鼎对《补养方》进行了增补改编，补充了89种食疗品种，并加上按语，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完善，最终定名为《食疗本草》。《食疗本草》是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系统归纳食药禁忌、脏器功效及四季调养法则。书中提出了药食同源理论，收录了南北饮食差异分析，奠定了食疗学理论基础。

古代医家常把食物功效主治与药物等同起来，并提出“药补不如食补”的主张，但也认为两者在治疗作用和毒性上还是有区别的，故食物不能代替药物，食疗不能代替药物、手术等。中医理论强调“辨证论治、辨体施膳”，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食物，几乎没有一个食疗方可以调理所有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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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肠胃都是养出来的

明清以来中医药膳空前繁荣

先秦时期，浙江先民已发现并重视饮食与脾胃病间的关系，“药补不如食补”在浙派中医所关注的脾胃病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犹为重要。

诸暨人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提到:“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性命可延，期须不老。”可见东汉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通过合理饮食适时进补药物，调畅脾胃气机，从而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东晋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书中收集了多种急症的急救方法。为减轻病患的负担，葛洪特别关注一些容易找到、价格便宜的药物，同时常常结合日常饮食给百姓治病，如民间就流传他用“葱豉汤”（葱白和豆歧）为农夫治风寒感冒的故事。

南朝陶弘景也曾旅居浙江，在永嘉安固山留下了炼丹井，他在代表作《养性延命录》中提出饮食节制、保养脾胃是重要的养生理论之一，还强调饮食要顺应四季气候变化，顾护脾胃。

隋唐时期，浙江脾胃病学术从药学、饮食、养生等方面均有所发展。

南宋年间，著名的儿科医生、钱塘人钱乙采用“米饮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粥油”“米汤”，中医学认为“米饮性味中和，最助脾胃”。

元末贾铭是海宁人，精通养生之道，他在《饮食须知》的自序里写道：“饮食借以养生，而不知物性有相反相忌，丛炙杂进，轻则五内不和，重则立兴祸患，是善生者亦未尝不害生也。”

随着食疗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药膳开始从食疗中细化出来，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食疗。明清时期是中医药膳的繁荣阶段，药膳烹制技术日臻完善，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药膳书籍。清代中医温病专家、海宁人王士雄写了一本较为系统的食品营养和食疗专书《随息居饮食谱》，详述330多种药食的性能和治疗作用，如西瓜为天生白虎汤，用以清热解暑；梨汁为天生甘露饮，用以清胃润肺；甘蔗为天生复脉汤，用以清热养胃等等，并记载了许多民间食疗方。

杭州中医药老字号胡庆余堂，在清代胡雪岩创立时期，便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药膳，店内老中医会根据个人体质和需求，精心调配药膳，实现“一人一方”的个性化服务。这些珍贵药方如今已演变成为胡庆余堂的招牌养生保健产品，如滋阴补肾、润肺生津的滋补煲料等，食疗菜品连续多年获得“浙江省十大药膳（菜肴）”称号。

主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浙派中医·脾胃卷》的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院主任医师钦丹萍认为，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合理饮食对脾胃尤为重要。好肠胃都是养出来的。现代人的养生食疗尤其应该提倡“以清为补、以通为补、以调为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顺时调养，崇尚少盐、少油、少红肉的清淡饮食。从中医的角度看，只要人的全身气机通畅，无障碍阻滞，身体就能保持在最好最健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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