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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一位文武全才，曾击败倭寇、教授戚继光、创“唐枪”兵法，最终却在史书中逐渐隐去姓名。

三沙大捷，功绩被遮蔽的转折点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福建沿海风急浪涌，浙军主将焦黄、广东都指挥杨炯，在南澳岛遇袭全军覆没。

此战之后，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倭寇连续攻陷福宁、福清、莆田三地。

时任福建参政的唐顺之带兵赶到福州，前线将官犹豫不前，无人敢主动出击。

福州督战厅内，唐顺之拿着地图，反复标出敌舰可能停泊点。

东南军将多为武举出身，久于防守，不善主动攻击。

唐顺之却调来义乌、金华练勇数百人，由南塘登陆，一路急行军南下，一举突袭倭船后方兵站，焚毁补给。

随后下令断水源、断粮道，连续围剿。

三日后，倭船向南退却至三沙海域，唐军提前设伏，命水军假装溃退引诱敌舰深入，埋伏队伍在岛礁间使用火筏突袭。

三十六艘倭船被焚沉，七百余名倭寇溺亡，首次实现以少胜多的近海歼灭战。

此战，史称“三沙大捷”。

这场胜利不仅改变东南战局，也让福建战线首次实现主动转守为攻。

但奇怪的是，多年后多部明代方志与战功奏折，对此战皆语焉不详，只在《荆川唐公行状》中有一句“以一舟挫贼锋，焚三十六艘，寇由是惧”。

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为何无人记？原因在于统帅名下无功绩建档。

三沙战前，朝廷尚未正式任命唐顺之为主帅，其身份仍属临时督战。

真正受封者是杨炯和焦黄——两位已战败身亡的将领，战后无从统计功勋归属。

此战之后不久，抗倭战事牵连严党赵文华，唐顺之与之交集，被视为“私党之人”。

许多清流文人在奏折与笔记中，将唐顺之视为“依附权贵”，拒绝认可其功绩，三沙大捷，成了没被允许记入史册的胜利。

兵法传承与“鸳鸯阵”的影子

隆庆初年，倭寇南下锐减，抗倭主力逐步北调。

此时，戚继光自浙江调任蓟州，北上防守蒙古骑兵，在兵法革新方面大刀阔斧，引入“鸳鸯阵”，提出以短兵器为主、轻装灵活为战术核心。

后世普遍认为此为戚继光首创，但大量史料显示，“鸳鸯阵”实际源于，唐顺之在嘉靖四十年训练义乌民兵时，提出的“交错步阵”。

唐顺之初到金华，发现义乌地区乡勇常年与山寇械斗，善用短兵器如朴刀、棍棒。

在军训中，引入对抗性演练，将队伍分为前刺、后掩、侧护三列，前排使用长枪刺击，二排持藤牌与狼筅阻敌，三排则用棍棒与短兵进攻破阵。

演练效果显著，短兵协同、进退有序。

该法首次使用是在温州城西小南门之战。

当时倭寇分两路进攻，唐顺之部署义乌兵用“交错步阵”守东城，倭军尝试强行突破，反被逐段包围，折损百余人。

战后，戚继光被派往浙江协防，曾三次赴金华与唐顺之交流兵法，并留下“唐公兵法精奇，前未之有”之语。

数年后，《纪效新书》中详细描述“鸳鸯阵”兵器种类、排列方式，几乎与“交错步阵”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在于阵中，增加“藤牌兵”前探功能，令正面冲击更具杀伤力。

唐顺之所创“唐枪”，长七尺六寸，刃宽三寸八分，重三斤四两，属当时少见的“轻前锋”兵器，该枪专为民兵与山地行军设计，便于快速回撤与反刺，是“鸳鸯阵”中藤牌兵的理想配合武器。

后续版本由戚继光，定型为“狼筅”与“虎蹲炮”的配合使用，基础理念，延续自唐顺之训练思路。

但唐顺之未将此兵法广泛传播，只留下一部未公开的《武编》。

内容直到晚清，才被叶志诜从藏书楼中重印。

这种低调不争的行事方式，直接影响了后世，对其军事贡献的认知。

比起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反复提及战法演变与武器革新，唐顺之只在书信中，提及“训练有得，非旧法可用”。

兵法传播方式不同，决定了影响力的天差地别。

沉默的“六边形战士”

唐顺之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熟读儒经，却偏爱兵书与历算。

《春秋》之外，《孙子》《吴子》也不离手。

十七岁赴南京参加童试，官员阅卷惊叹其文理兼优，“词有理骨，文藏兵机”。

入仕之后，初任南京礼部主事，不久升翰林院编修。

此时正逢“台阁之争”，清流与权臣交恶，众多士人聚焦礼制辩论、心学之争，而唐顺之却潜心研算，著有《勾股弧矢论略》《天圆说要解》等文章，尝试将天文历法与兵阵方位结合。

嘉靖三十三年，黄岩失守，朝廷急调内地文官支援前线。

唐顺之自请赴闽，时人诧异：“一翰林，求调军务，其心何在？”

赴任前，曾赴杭州拜访抗倭将领谭纶，研读兵制，研究东南地形，随身携带自绘航海图，与潮汐表，亲自测量海岸。

文官入军务，难免触怒边将集团，初到福州，兵备道拒绝配合，称其“纸上谈兵”。

唐顺之夜间亲赴船厂，与水匠一同测距划桨，数日后造出新式快舟三艘，试水速度快于，原制近三成，水军将领方信其真懂兵。

除军事与数学，他亦曾试图革新教育制度。

在任江苏提学副使期间，革除科举弊案，清理童试舞弊三十余起，推动士子学实用兵法与算术，不再以八股取人。

在苏州讲学时，曾以“百战余生者言兵，非一纸空谈”为题，劝诫学生“当学以御敌”。

许多门生后来投身抗倭，成为地方义军骨干。

唐顺之一生文章政绩俱丰，却未在任何一处停留太久。

《唐文治集》中收录文章涵盖军事、数学、政治、教育、文学、哲学，学界称其为“明代最具跨界能力的士人”。

这等“六边形战士”，在主流记忆中始终缺乏标签，既不属心学正宗，也未被划入武将谱系。

与其同时代的王阳明，被尊为“圣贤”；戚继光，被称“兵家巨擘”。

唐顺之却未被封侯，不入“名臣祠”，死后仅谥“文定”。

原因之一，在于他从未构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学问过于分散，难以纳入单一史叙范式。

污名、淡出与被遗忘的“经世”信仰

嘉靖四十年，唐顺之病重，于福建海防线辞官还乡。

时局未稳，倭寇零星仍犯，朝廷命赵文华兼理军务，赵为严嵩党羽，言辞张狂，曾言“东南无人，我自可调兵”。

唐顺之却予以配合，接受赵文华举荐，设立“筹海书院”于福州，训练兵士并著成《筹海图编》，提出海上布阵与舟战策略。

此举引发士林哗然，南京国子监司业张雨声言：“唐顺之亲严党，岂能不污？”

《明实录》亦语焉不详，仅称“顺之与文华并议防海”。

清代修《明史》，直书其“晚附严嵩之党，得赵文华所荐”，此后数百年，无论地方志或文集，多以“趋炎”讥之。

但史料并未记录唐顺之从严党谋利，亦无其贪赃枉法之证。

《荆川唐公年谱》中提到，“病中不辞，仍欲与兵卒同宿营”，并无权位之贪。

对比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提倡“知行合一”，唐顺之的“天机说”则显得模糊不明。

他自言“理在心中天机”，主张“从事为本、教化为辅”，主张实践于经世，但心学阵营已逐步体系化，程朱理学亦在官方占据主位，唐顺之观点游离两者，难以被奉为一家。

此外，文化传播亦严重限制其记忆流传。

王阳明有《传习录》，戚继光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皆系统成书并长期刊印。

而唐顺之的《武编》《筹海图编》《荆川先生文集》版本稀少，流通不广，晚清方由学者重刊整理，但已远离大众视野。

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抗倭题材常聚焦戚继光、俞大猷等武将。

唐顺之只在2006年《抗倭英雄传》中以配角短暂登场，被设定为“儒将引路人”，出场三集后便退场。

这位参与击溃三次倭寇主攻，曾设计战法、传兵法、守福州、教义乌的文官，终因“非主流标签”与政治污名，被遗忘在“英雄”的边角。

或许，正如《荆川唐公行状》所述：“不为时所记，然民自纪之；不为史所记，然地自记之。”

苏州吴中至今尚存，唐顺之旧宅与祠堂，其家书、笔记、战报抄本，被当地士人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