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小时限高又撤销 王健林被误伤？司法执行漏洞浮出水面

王健林 48 小时 “限高” 反转：是司法纠错还是特权体现？

9 月 28 日，王健林被 “限高” 的消息突然刷屏。不少人第一反应是：万达是不是又出事了？毕竟这位曾经的地产首富，近几年确实经历了不少波折。可还没等市场反应过来，9 月 29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和企查查等平台上的相关限制消费令已悄然撤销。从 “限高” 到 “解禁”，前后不过 48 小时，剧情反转之快引发热议。

事情的源头在 9 月 26 日。当天，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一起 1.86 亿元的经济纠纷，对大连万达集团、万达地产集团、武汉万达文旅置业、武汉楚河汉街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及王健林本人签发了限制消费令。细看纠纷主体可见，核心是万达旗下的项目公司，并非集团总部直接涉诉。法院文书因王健林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将其一并纳入限高，才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

消息传开后，万达方面很快回应，称 “双方一直在协商解决”，这次限高 “可能是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9 月 29 日，相关记录从官方平台消失，整个过程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说白了，这次风波并非万达集团整体资金链出了问题，而是典型的 “子公司惹祸、母公司负责人连带受限”。一位在地产法务圈工作的朋友提到，类似案件中，法院为保障执行效率，常将集团法定代表人纳入限高名单，哪怕其未参与具体经营。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指出，现行司法解释对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的界定存在弹性空间，容易引发执行争议，这正是此类事件频发的关键原因。

这种操作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不算少见。此前潍坊农创集团就因下属公司纠纷，导致法定代表人被限高，可见此类连带限制并非个例。本质上，这是执行机制与企业架构复杂性之间的摩擦 —— 就像楼下便利店欠了供货商的钱，房东却被限制坐高铁，听起来荒唐，却可能在法律程序跑在信息前面时发生。

更关键的是，万达近年已大幅收缩地产开发规模，轻资产运营成为主流。截至 2024 年底，珠海万达商管运营管理商业广场 513 家，2025 年还计划新开 30 座万达广场，其中不乏第四代万达广场等创新形态。虽然 1.86 亿元的纠纷金额看似不大，但需注意的是，万达集团现存多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已超过 52 亿元，仅 2025 年 8 月以来就新增两起超 4 亿元、24 亿元的强制执行案件，这意味着集团仍面临不小的债务压力。

事情虽快平息，却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大型集团在司法执行中存在 “责任传导脆弱性”。2025 年以来，类似 “集团法定代表人因子公司纠纷被限高” 的案例屡屡出现，对比之下，龙湖等房企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架构隔离风险，将股权所有权与受益权分离，即便创始人婚变等情况发生，也未导致高管被债务牵连，更未影响企业运营稳定。

万达这次的反应速度确实亮眼 —— 从舆论爆发到限高撤销不足 24 小时，足见其法务与公关的协同效率。但这也提醒市场：哪怕企业已转型轻资产，只要股权与责任架构未彻底厘清，法定代表人仍可能 “被动担责”。目前，万达集团股权冻结信息已达 47 条，涉及其商业管理、文化产业等核心板块，此类架构风险仍需警惕。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光看财报不够，还得穿透股权架构看清责任边界；对企业家而言，法人代表头衔早已不是荣誉，反而可能是 “高危岗位”。

王健林 48 小时从 “限高” 到 “解禁”，本质是司法执行对 “责任主体认定偏差” 的快速纠错，而非所谓 “大企业特权”。但事件背后，企业如何通过架构设计隔离风险、司法如何精准界定责任边界，仍是亟待破解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