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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一个周末，北京某游戏公司楼下，二十几个举着“还我孩子”“关闭网游”牌子的家长站成一排。

他们是“反网游家长联盟”的成员，这样的抗议，他们已经坚持了六年。

路过的年轻人大多低头绕着走，有人掏出手机拍视频，配文“又是这群甩锅家长”。

这个联盟里，何晴算是“前辈”。

2018年，她14岁的儿子小宇第一次把自己锁进房间，三天没出来。

门打开时，孩子眼窝深陷，手里还攥着发烫的手机屏幕上是《王者荣耀》的对战界面。

那两年，家里的积蓄少了30多万，后来才知道，全被小宇充进了游戏买皮肤、抽英雄。

何晴带着小宇跑过派出所，找过游戏公司，甚至试过把网线剪断。

可越管，孩子反抗越激烈。

有次她把手机摔了，小宇抄起桌上的玻璃杯就往地上砸，吼着“你根本不懂我！”现在回想，何晴说自己当时像个“疯子”，见人就说“游戏是毒品”。

2022年，何晴做了个决定，全家搬到郊区，给小宇转学，她和老公轮流请假陪孩子爬山、钓鱼。

整整半年，家里没提过“游戏”两个字。

慢慢的，小宇开始主动说学校的事，后来还跟着爸爸学编程。

2024年，孩子拿到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现在在那边做游戏美术设计。

按理说，何晴该“解甲归田”了。

可每个周末，她还是会出现在游戏公司楼下。

有人劝她“都过去了，放过自己吧”，她摇摇头，从包里掏出一沓照片都是联盟里其他家长发来的，有孩子辍学在家的，有因为充值被父母打骂自残的。

“我儿子走出来了，不代表别人的孩子也能。”

社会给这些家长贴的标签，有点太狠了。

打开新闻评论区，“自己管不好孩子怪游戏”“低学历家长才会这么极端”的声音随处可见。

2023年有个调查，说62%的人觉得他们“过度归因”。

可北师大心理学系去年的研究说，这些长期维权的家长，很多都有“创伤后成长障碍”孩子沉迷的那几年，他们见过最不堪的样子，现在的抗争，更像是在证明“当初不是我没努力”。

从“救孩子”到“证明自己没错”

何晴的手机里存着一段视频，2024年“13岁少年充值50万”事件上热搜那天，联盟在街头发传单，有个路过的妈妈抱着孩子哭，说自己女儿也充了8万，老公要跟她离婚。

“你看，不是我们小题大做。”

何晴说这话时，眼睛盯着地面，像是在说服自己。

联盟里78%的家长都是45岁以上，算是“数字移民”。

他们不懂什么是“社交货币”，只看到孩子抱着手机笑，放下手机就烦躁。

有个爸爸跟记者说，他试着玩了下《原神》，“头晕，不知道有啥意思，不如出去打球”。

这种隔阂，让他们更坚信“游戏就是洪水猛兽”，去年杭州有个家庭的故事挺有意思。

爸爸发现儿子沉迷《原神》后，没骂也没禁，反而自己偷偷注册了账号，研究每个角色的背景故事。

有天儿子放学，他突然说“我觉得钟离的人设比你上次写的作文主角立体”，儿子眼睛一下子亮了。

三个月后，孩子主动说“爸，我这周少玩两小时，你教我写游戏剧情吧”。

可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大多数家长还是用“断网”“打骂”的老办法。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有个“情绪教练”理论，说家长否定孩子的兴趣，只会让孩子更叛逆。

就像何晴当初摔手机，小宇反而更躲进游戏里那里没人否定他，打赢了还有队友喊“大神”。

孩子躲进去，家长砸不开

成都某中学去年闹过个事，学校禁止学生玩网游，连电竞社团都停了。

结果学生联名抗议，说“游戏是我们这代人的体育课”。

有个初二学生在联名信里写，“班里男生都聊《英雄联盟》，我不玩，他们就叫我‘书呆子’，下课都没人跟我说话。”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去年的数据说，12到18岁的孩子每天玩游戏2.3小时。

问他们为啥玩，68%的人说“为了跟同学有话说”。

这代孩子生下来就泡在网络里，现实中父母吵架、作业太多，游戏就成了“避难所”。

有个孩子跟记者说，“游戏里我能选难度，打不过还能重来，现实里考试考砸了，爸妈只会说‘你怎么这么笨’。”

游戏公司也挺冤的，腾讯去年财报说，未成年人充的钱占总流水不到3%，但防沉迷系统一年要花10个亿。

他们搞了人脸识别、消费限额，还协助警方抓租号的2023年网易就帮着破了个800万的租号大案。

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第三方平台上“成人账号代注册”的生意照样做，《法治日报》去年查过，这类投诉比前一年多了不少，更有意思的是学术界的争论。

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把“游戏障碍”列为精神疾病，美国心理学会去年却跳出来说，真正成瘾的青少年只有0.3%，多数是“适应性沉迷”就像以前的人沉迷武侠小说，现在的人沉迷短视频，本质上是找个地方放松。

韩国2011年搞过“网游宵禁”，结果青少年抑郁率反而涨了12%，首尔大学跟踪研究了十几年，说这政策“把孩子从屏幕前赶到了心理诊所”。

本来想采访几个戒网瘾机构，后来发现好多都改名叫“夏令营”“行为矫正中心”了。

2020年豫章书院的创始人吴军豹不是被判了两年吗？可2023年山东又爆出来个“电击虐待案”，17个孩子被关在没资质的机构里，家长还以为是“为孩子好”。

今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明确说了不让搞“非医疗性戒网瘾”，但灰色市场还是没断。

杭州有个社区去年试点“数字素养家长课程”，教家长怎么看懂游戏分级，怎么用“游戏化沟通”跟孩子聊天。

有个妈妈学完回家，没骂孩子玩《我的世界》，而是问“你建的城堡用了什么结构？能不能给妈妈讲讲”。

孩子愣了一下，然后拉着她讲了两个小时。

现在这妈妈成了课程志愿者，“以前觉得游戏是敌人，现在发现，它也能当桥梁”。

说到底，网游成瘾这事儿，就像个没人认领的皮球。

家长怪游戏公司，公司说“我们尽力了”，学校推给家庭，专家各执一词。

何晴他们举了六年牌，喊的“关闭网游”根本不现实，真正该做的，是坐下来聊聊家长学学怎么走进孩子的数字世界，公司把防沉迷的漏洞堵得再严点，社会多给点支持，别让“戒网瘾”变成又一场家庭悲剧。

日本去年搞了“游戏依赖症支援中心”，政府出钱请心理咨询师，家长和孩子一起去聊。

听说效果还不错，或许我们也能试试，别总想着“斗”，试着“一起面对”。

毕竟，孩子要的不是“不许玩”，而是“有人懂”，家长要的也不是“关闭游戏”，而是“我的努力被看见”。

这困局，总得有人先迈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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