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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刚刚进城，西方人士就发现日本士兵暴行不断，他们完全不能从根本上制约日军的恶劣行径。震惊之余，将日军的暴行记载下来，并传播出去，希望通过国际舆论的压力达到制约日军的效果，成为西方人士的目标。

1、揭露日军暴行的难度

在南京沦陷之时，几位英美记者留在南京，他们目睹并报道了日军在最初几天所犯下的暴行。然而，12月15日和16日，他们被日军“礼送”出南京后，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人都被禁止出入南京。电话、电报、邮政等通讯手段全部中断，即使拥有收音机，也因为城市的电力供应没有恢复而难以使用。中国民众和西方人士生活在完全被封锁的南京。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在日军入城三天后，开始向日本当局通报日军的暴行。因为是在向日军通报其士兵的罪行，西方人士非常谨慎。所有的记录都是在经过核实之后，由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或主席拉贝亲自签字确认后交与日方。这些暴行记录提交之后，并没有回音。

贝德士写道：

“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我们或者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其他的人只有通过间接方式或半商业的方式才能逐渐自由地接触这些材料。”

在宁的西方人士拥有相对的行动自由。由于救助难民工作的关系，他们之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日本暴行的消息得以在这个团体内汇聚，传播并被记录在案。

记下了大量日军暴行的西方人士急于将真相传播出去，但却难以寻觅到可行的途径。

马吉认为，即使现在难以将日军罪行公之于世，但还是认为：“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不可泯灭的事实终有一天能公诸于世。”

虽然12月14日，日本使馆的官员即回到南京，并曾帮助西方人士送出了报告平安的消息。但是，显然日本使馆不会将稍涉日军暴行的信件和电报传递出去。日本的商人和军官也曾偶尔帮着西方人士带出信件，但通过日军中佐带信前往上海的魏特琳就感慨信“非常难写”。日本使馆更是明确要求西方人士不要说“皇军的坏话”。

西方人士也非常清楚，生活在日军武力统治下的南京，记录和传播日军暴行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日军为了限制暴行的传播，对在宁西方人士的行动进行了很严格的管制。相当时间内，西方人士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难以通行，更不要说走出南京城。尽管如此，西方人士还是竭力通过各种途径，避开日军的封锁将南京发生的大屠杀暴行传播了出去。通过传播日军暴行，西方人士可以向外界“全面地、正面地描述中国人们的经历”，还“可以缓解日本人对我们攻击的强度”。

1938年1月上旬，美、英和德国的外交人员回到南京，使得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有了不受日方控制的传播途径。三国外交人员的返回，使得英美的炮舰能够停泊在下关码头，炮舰往来于上海等地，为西方侨民带走各类信件。炮舰上的电台，也为西方侨民与外界取得联系提供了媒介。西方侨民向家人、朋友、所属公司和教会机构写了众多邮件，向他们披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更多报道来自离开南京的西方人士。早先“日本人希望我们全部离开南京，但我们现在已停留这么久，而且知道如此之多的事情，他们不许我们离去一我们简直就是囚徒。”

1938年1月下旬以后，才有在宁西方人士得到日本当局的允许，离开南京。他们一般是前往上海。在到达上海后，通过向教会机构提交报告，作公开演讲等方式，使得日军暴行为公众所知晓。西方人士在上海等地报道日军暴行，也有着自己的担心，因为尚有西方人士留在南京，“转述有关南京的情况时请斟酌，日本人急于尽力掩盖真相”。

随着日军占领南京已达1月有余，再无理由完全禁止西方人士离开南京。1月下旬，德国人克勒格尔被许可离开南京。他也带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消息。他来到上海后，做了有关日军暴行的“详细报告”，并且“公开发表”。消息传来，南京的日本当局非常不悦，并以此为例来告诫拉贝。

在宁西方人士在传播日军暴行时也有着困境：只有亲历者详实地报道日军暴行，才能够增加消息的可信度。而暴露亲历者的姓名，乃至留下查找亲历者的线索，就会使得日方知晓消息源，会危及尚在南京的亲历者的人身安全，也使得他们所正在从事的救助活动受到挫折。

2、传播者的命运

英国记者田伯烈编辑出版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最早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英文著作。其中的主要内容关于日军南京暴行，而这些内容又大都来自在贝德士等在宁美国人的记载。在收到田伯烈的计划后，尚在南京的贝德士表示他本人和米尔士、史迈士等人都“同意你们继续开展工作”，但“并不赞成”来自他们的材料“在这本书中占如此大的篇幅”。

贝德士在详细的修改意见中，就编辑细节的技术性问题外，在保护证人和揭露事实的两难之间提出了诸多建议，摘录部分如下：

“6.这里附上我们仅有的辛德贝格笔记的复印件。这是我们从栖霞山获得的。这家公司行事非常谨慎，所以其名称不宜公开。…10.为了保护那些为我们提供事实报道的中国人，我们应当隐匿他们的名字。11.有些人认为，从原则和便利的角度出发，不应该出现日本人的名字。我的信件击中了高玉的要害。他是使馆警察的头目，一个非常阴险的人物。我在这里只是指出是否应该删除他的名字这个问题，并不对此表示明确的支持或是反对。12.这本书并没有要保护我和费奇的意思。日本使馆及周边的日本人，或者是在上海、东京的日本人，只要他们一看到这本书就可以确定我俩的真实身份。…18.公布居住在南京的外国公民的名单，可以帮助一些细心的读者澄清事实。而且那些同南京方面有私人或业务往来的人（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有好几千人)也可以从中受益。这样也可以避免因为材料是私人记录而引起读者的怀疑，因为这些记录很多都跟事发时不在南京的人有关。例如，芬(Fenn)的住所等等。”

费吴生为了寻求慈善组织对南京难民的援助，前往上海。他的大衣中藏着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的胶片，但是为了能够重新返回南京，他在上海的公开言说就相当谨慎。当他后来再次离开南京，回到美国之后，就揭露日军暴行做了很多放映马吉纪录片、公开演讲等工作。消息传到南京，日本使馆对此非常愤怒，称费吴生“欺骗”了他们，“他去美国是为了鼓动美国进入对日敌对状态”。

因本国政策的原因，拉贝等德国人在本国揭露日军暴行就违背了其政府的意愿。

拉贝本人被德国的秘密警察带走聆讯，并被没收纪录影片等有关证据，其本人则被禁止发表此类演讲。

以至于拉贝虽然保留并整理了其在南京所写的日记，但在扉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本日记，是一个真实情况的报告。我写这本日记并且把它整理出来，不是为公众，只是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假如有朝一日它适宜出版的话，必须事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一位德国人克勒格尔的日记也是如此。据张纯如女士从克勒格尔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那里得知，在其父90岁去世后才在他书桌抽屉里发现了日记《决定南京命运的日子》。在漫长的岁月里，克勒格尔从未和家人谈起南京大屠杀和日记的事情。克勒格尔在日记底下的一段话应是三缄其口的答案：报告内容“与当前希特勒政府的观点相反。因此，对该报告我必须小心谨慎”。

3、刻意被隐瞒的真相

在南京沦陷之际，留在南京城内的5名英美记者，向自己所属的媒体发出了第一波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其后的相当时间内，因为日军对南京的严格封锁，国际舆论并没有来自南京有关日军暴行的第一手消息。威尔逊预料到，“外面的人们一定感到很奇怪，因为两周来没有从南京传出任何第一手的消息。外交代表还未获准返回，也没有新闻记者回来，虽然当他们于12月15日离开时，他们希望在离开的48小时内可以返回。”

然而相当长时间内，西方记者都没有得到允许重返南京。

即使是西方外交人员，他们很多在南京沦陷之时就在南京江面的舰船上，近在咫尺却不能返回。几经努力，在外交压力下日军才在近一个月后允许他们回到南京。

回到南京的西方外交人员通过亲身的观察和西方侨民的报告，知晓大量日军暴行的信息，并形成报告向本国政府机构发出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消息，但都作为情报被政府归档，而没有向公众传播，没有形成国际舆论。

只有“爱利生事件”、“钢琴穿墙事件”等损害美国在宁人身财产利益的事件，被透露给了舆论，形成了对日方的外交压力。

1938年4月，身在上海的马吉牧师曾致函纽约的麦金牧师，证实其亲身经历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因此前麦金牧师写信给《纽约时报》，他认为“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暴行不是日军干的”。这完全是因为南京大屠杀暴行在其时被报道的并不充分。确实，在英美主流媒体中有着相当数量中国战局的报道，但更多集中于战斗本身，以及西方权益在战争中受到损害的情况，如“巴纳”号事件。

张纯如女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书，副标题为“被遗忘的大屠杀”。因为日军对南京的封锁，使得来自南京的日军暴行的报道数量少，而且时间滞后，这就使得在宁西方人士得以将日军暴行的消息传播出去的时候，已经距南京沦陷相当时间，且目击证人有限，因而如麦金牧师等人会怀疑这些日军暴行报道的真实性。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讯息在当时报道的并不充分。

正是由于在宁的西方人士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上的贡献，1938年2月以松井石根为首的中国华东方面军几十位高级军官被召回国。“当时，日本国内禁止报道此事，但来自世界各国的指责使陆军中央部极为狼狈，并告诫了松井军司令官。”

虽然这些人在其时并没有被日本政府予以惩罚，但是接替松井石根的畑俊六的认为：

“中国派遣军的军纪风纪逐渐败坏，好像发生了不少抢劫、强奸之类部队最忌讳的行为。…上海方面的松井大将应该由现役军官替换，军司令官、师团长也有必要分批由现役军官替换。”

战后的东京法庭判定：

“关于日军暴行的报道传播到各地。当时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也承认在报纸上看到过这类报道。在这些对日方不利的消息被报道之后，以及在世界各国所引起的舆论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召回了松井和他手下的大约80多名官员，但对他们中任何人都未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马吉在信中要求麦金，“站在正义与真理的立场，更正你曾无知地提供给报纸的任何错误消息。”

同时他还向麦金说明：

“请求你在新闻报道中要谨慎地提及我的名字。我并非害怕个人（承担）的后果，而是担心我可能被赶出南京，我们这里的外国人曾为南京民众谋求的福利将因此而碰到障碍。如果我们不在这时建立安全区，并且全都为保护民众而忙碌，悲剧将更为恶化，这是南京城内每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

4、马吉的案例

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写下了很多文书报告。他与拉贝等其他委员一起，向日本在南京的使馆提出了很多口头和书面的抗议。

他还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给他的妻子写了很多信，这些信件中没有多少家常，几乎全是他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此外，他还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那台贝尔牌16mm家用摄像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记录影片。

当时日军对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行动严格控制，对暴行的摄影记录当然在绝对禁止之列。

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

他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日军的监视，偷偷拍摄了这些记录影片，包括夏淑琴的画面。

当时，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家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牧师的注意。他和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一起去门东新路口5号（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实地查看，并用摄影机拍摄了夏淑琴家劫难后的惨状。

对此，许传音在东京审判作证时说：

“年轻姑娘都是在桌子上被强奸的，我到那儿去的时候，血迹未干。然后我发现了尸体，这些尸体都没有被拖走，就在离房子几码的地方。所有的尸体都在那里。我和马吉先生把尸体的惨状拍了下来，作为控诉日军罪行的证据。”

当时的拍摄条件极端恶劣。费吴生的外孙女回忆，费吴生曾告诉她，马吉牧师是怎样通过窗口拍摄到日本兵赶拢平民，妇女们在一旁跪倒求饶的情景的。

马吉也说：“假如有更多胶卷和更多时间的话，我就会拍下更多的场景。”

即便如此，短短的影片中反映出的日军暴行也足以让世界人民感到恐怖和震惊！

日军为了掩盖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严格限制外籍人士的出入。几经努力，在宁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费吴生才得到日军的允许，可以乘火车去上海。

1938年1月19日，马吉牧师拍摄的一部分胶片由费吴生带到了上海。为了躲避车站日军的检查，费吴生将胶片缝在了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正在上海的田伯烈参与了编辑影片的工作，他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并且是最早在国际上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他们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并给影片的各部分加了英文标题。

这部纪录片由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四份拷贝：一部送给了英国“调解联谊会”的女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一部给了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罗森；一部由费吴生带回美国；还有一部辗转送到了美国国会，被存放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送给英国传教士的拷贝，被她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90年代日本NHK电视台寻找到了7位看过她的影片的人。送给罗森的拷贝，目前下落不明。在“罗森档案”中，罗森描述了亲眼所见的盟友日军暴行，并且提到了马吉牧师的影片。

罗森将马吉的影片称为“对日本人犯下的暴行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还附上了英文的影片镜头目录，要求将影片放映给希特勒看：

日本人在南京恐怖统治期间—而且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美国圣公会布道团的约翰·马吉牧师——他已在这里住了四分之一世纪一拍摄了这部影片，它是对日本人犯下的暴行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马吉先生——我提请注意对他的名字要严格保密——在一所德国顾问的房子里尽力照顾着中国难民。他比他的大多数同事更为关心德国的事情，因为他死去的妹妹曾嫁给一个奥地利外交官。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片用于商业目的，他向上海柯达公司代表处支付了拷贝费用，并自动向大使馆提供了一份拷贝。这些事实表现出他的无私和高尚品质。该影片将通过可靠途径呈送外交部。

该影片按整个时间的过程进行编排，分段加以描述，并附有英语译文。如同影片本身那样，它是一部令人惊心动魄的时代文献。

费吴生和马吉回到美国后都曾放映过这部影片，据说看到那些暴行镜头时常常有人昏倒。胶片中的近百幅画面被翻拍成照片，有10幅照片还被刊登在1938年5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

由于种种原因，1948年以后，南京大屠杀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少被提及。

马吉的记录影片也为世人所遗忘。1990年罗森报告的发现，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这部影片的存在。1990年底，纽约对日索赔基金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启事。费吴生的女儿爱迪斯·菲奇看到启示后，和基金会取得了联系，讲述了他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

之后，美国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从爱迪斯·菲奇那里得到了费吴生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其中详细讲述了他将马吉拍摄的胶片偷偷带往上海，制作4份拷贝的过程。费吴生的外孙女汤娅·昆顿向联合会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捐赠了影片的复本。

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摄影机。

2002年10月2日，马吉牧师使用的那台记录日军暴行的摄影机回到了中国南京，大卫·马吉将它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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