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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你，家里还有两个娃等着我……”

1940年，哈尔滨平房镇，一个被称作“人间魔窟”的地方。

28岁的张淑兰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身体因刚刚分娩而虚弱不堪，怀里是出生仅三天的女儿。

她用尽全身力气，向门口站着的日军少尉哀求。皮靴声没有停顿，回应她的是一句冰冷的、不带任何人类情感的话：“‘马鲁太’173号，你们还有实验价值。”

“哐当”一声，门被关上，隔绝了最后的希望。

这对母女被推进了亮着无影灯的手术室，等待她们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来自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那段真实历史的血色切片。

“马鲁太”：当“人”成为“原木”

要理解张淑兰母女的遭遇为何会发生，必须先明白一个词——“马鲁太”。

在731部队的语言体系里，这是一个核心词汇。它的日语原意是“原木”或“木材”。

所有被抓进这座“死亡工厂”的活人，无论国籍是中国、苏联还是朝鲜，他们的姓名、身份、过去的一切都会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编号。

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可以随意砍伐、消耗、处理的“原木”。

这是一个将人性彻底剥离的制度。731部队的前身是1933年由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背荫河镇设立的“加茂部队”，对外挂牌“防疫研究室”。

两年后，这个魔窟搬迁至平房镇，正式扩建成占地6平方公里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731部队。

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目标：系统化、工业化地研发和生产生物武器。而“马鲁太”，就是这个邪恶工业体系中最核心的“原材料”。

档案和证言显示，731部队的特设监狱长期关押着40人以上，并且会“不断补充”。

一名前队员在供述中提到，这里“每两天要‘处理’三人”，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残次品一样被消耗掉。

从被抓进来的那一刻起，“马鲁太”的唯一结局就是走向实验台，最终进入焚尸炉。这是一个只进不出的死亡工厂。

当一个人不再被当成人看待，那么对他施加任何残忍的暴行，在施暴者眼中，都变得“合情合理”。

这正是731部队所有反人类罪行的心理基础。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犯下这些罪行的，并非一群愚昧的莽夫。恰恰相反，731部队拥有超过3600名成员，其中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占比惊人。

许多成员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顶尖学府。

他们本应是悬壶济世的医生和探索真理的科学家，却在这里脱下了天使的外衣，成为了披着白大褂的恶魔。

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各种惨绝人寰的实验被流程化、数据化地执行着。

为了测试病菌的威力，他们向活人体内注射鼠疫、霍乱、炭疽等病菌，然后详细记录受害者从感染到内脏腐烂、最终痛苦死亡的全过程。

731部队的细菌生产能力极为恐怖，原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在战后审判中承认，他们每月能生产约300公斤的鼠疫菌。

这些病菌被装进特制的陶瓷炸弹，在1940至1942年间，被投向中国的宁波、常德等地，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瘟疫。

为了获取极端环境下的“纯净数据”，他们进行冻伤实验。将受害者的四肢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反复浇淋冰水，待其完全冻僵后，用铁锤敲击，观察骨骼的冻透程度和肌肉组织的坏死剥落。

他们还进行减压实验，将人关进密闭舱，迅速抽干空气，测试人体在压力骤变下的承受极限，直至眼球弹出、内脏破裂。

而所有实验中最残忍的一环，莫过于活体解剖。为了得到“最真实”的器官数据，解剖往往在不施麻药或麻醉不足的情况下进行。

原731部队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在晚年留下的83分钟影像中，痛苦地供述了自己曾参与300多次活体解剖的经历。

他哭着回忆：“解剖时人还是温热的，有血喷出。”

受害者的惨叫被记录为“干扰噪音”，垂死的挣扎被视为“神经反射数据”。解剖出的器官被拍照、称重、制成病理切片和标本。

回到张淑兰的故事。根据不同档案的交叉记述，她的遭遇是这些实验的集合体。在一些描述中，她被注射了炭疽杆菌，而她刚出生的女儿则被用于毒气实验。

另一种描述则指向了更为恐怖的“母婴实验”：为了观察冷冻效果，军医在麻醉不足的张淑兰苏醒并哀求时，加速划开她的子宫，直接取出胎儿进行观察。

狱卒在记录簿上冷血地备注：“产女，母可用，婴亦可试。”实验结束后，又添上了一句：“母婴已无用。”

无论具体过程如何，这位年轻母亲和她刚来到世界三天的孩子，都成了“科学数据”的一部分。她对家里另外两个孩子的牵挂，成了这个人间地狱里最后、也是最无力的回响。

肮脏的交易与缺席的审判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逼近哈尔滨，731部队迎来了末日。部队长石井四郎下达了销毁一切罪证的命令。

他们炸毁了核心实验楼，焚烧了堆积如山的档案，并屠杀了所有幸存的“马鲁太”。

然而，正义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降临。

苏联在1949年对抓获的12名731部队成员进行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包括部队参谋长在内的所有被告都承认了罪行，但最终只被判处2至25年不等的徒刑，并在1956年日苏建交后全部获释回国。

而罪孽最深重的头目石井四郎等人，则逃脱了苏联的抓捕。他们与美国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从1947年起，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军方提供了他们用无数生命换来的全部人体实验数据，包括8000多页报告和病理切片。

作为交换，美国承诺豁免他们的战争罪起诉。

美军的文件直白地指出，这些数据因其来源的非人道性而“无法再现”，因此具有“极具战略价值”。

这些沾满鲜血的资料，直接被用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实验室的发展。

石井四郎本人甚至一度成为该基地的生物武器顾问。

就这样，一群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医学界、教育界和政府机构的精英。原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战后成了东京大学医学院的系主任。

他们的罪恶被政治交易掩盖，他们的后半生安然无恙，甚至备受尊敬。这段历史在日本国内也长期被淡化和掩盖，导致许多日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时间冲刷着历史，但无法抹去罪恶的烙印。

晚年的胡桃泽正邦，在镜头前一遍遍重复着“我解剖了300个人”，每一次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痛哭。

2024年8月13日，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时年94岁的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在时隔79年后，回到了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遗址。

他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位公开回到这里忏悔的731部队原成员。

在日本民间人士集资建立的“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深深鞠躬。

清水英男回忆，当年14岁的他曾在标本室里亲眼看到被劈开、能看见腹中婴儿的女性标本，以及各种被肢解的人体器官。

这个场景成为他一生的梦魇。他说：“很多无辜的中国民众被解剖做实验，我觉得我们无论怎么道歉都没法赎罪。”

清水英男的谢罪，是一声迟到了近80年的回响。它无法抚平历史的伤痕，也无法代替日本政府应有的正式道歉和反省。

但它至少证明，良知或许会迟到，却不会永远沉默。

如今，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静静地矗立着。

馆内陈列的2万余件罪证实物，包括当年的手术器械、细菌培养皿，以及一个烧焦并残留着骨渣的锅炉炉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2024年初，随着哈尔滨旅游热潮的兴起，大量游客自发前往参观，使得陈列馆一度取消了周一闭馆的惯例，并实行严格的预约制以应对人流。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731》在2025年8月15日进行全球首映，结果票房爆棚，单日之间，突破3亿，可见731的罪行已经永远刻入到国人的基因之中，无法忘记。

来源：731部队原成员83分钟口述证言首次在国内公布

2025-07-07 09:36·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