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青茶

前言

最近几年，日本社会正被一个现象深深刺痛，越来越多顶尖科研专家离开故土，奔赴中国。

日本媒体称之为“人才外流警报”，而在中国，这些科学家却成为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座上宾。

从远藤常博到藤岛昭，从福田敏男到御子柴克彦，他们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中国科研报道中。

日本人疑惑：他们真的是为了钱吗？

日本科学家集体“西进”

2022年，中国家电产业的年产值突破了1.7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庞大的制造体系之一。

但那时，许多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特别是在变频电机控制算法上，日本一直牢牢占据主导地位。

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一位叫远藤常博的日本专家选择加入中国企业。

他曾在日本企业中地位极高，却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正弦波驱动技术来到中国。

他与中国工程师团队昼夜攻关，仅仅几年时间，便让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差距缩短了三到五年。

这样的突破，不仅让国产空调更高效、更节能，也让中国制造真正摆脱了被动局面。

如果说远藤是产业领域的“破局者”，那么藤岛昭则是学术界的“领路人”。

这位拥有三百多项专利的科学巨匠，被誉为“光催化之父”。

他早年间就在中国工程院担任外籍院士，但真正让他决心长期在华工作的，是日本科研体系的羁绊。

日本2021年的科研经费总额只有18.1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一万亿元，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科研人员要申请一点经费，要经过漫长而繁琐的审批过程，还要看上级脸色。

藤岛昭在中国却体验到了完全不同的氛围，上海理工大学为他建研究所，提供数十亿日元级别的资金支持。

他的光催化技术能分解有毒物质，快速落地在中国的环保产业中，从空气净化到污水治理，都能看到实际成果。

这种科研效率与应用转化速度，是他在日本再努力几十年也难以看到的。

截至2017年，在中国开展研究的日本科研人员已超过8000人，近年来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苏州、深圳、上海等科研中心城市，已经成为日本专家聚集的新阵地。

这不仅仅是“人才外流”，更是一场“科研迁徙”。

日本媒体虽然不断报道，但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一个现实：中国的科研吸引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日本科研环境崩塌

日本在上世纪曾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代表，从半导体到机器人，从光学到材料，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曾领先世界。

但进入21世纪后，这种优势在悄悄崩塌。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科研体制，正在扼杀创新的活力。

上世纪末，日本政府推动大学“法人化”改革，表面上是让高校更具自主权，实则却导致国立大学的经费被层层削减。

科研人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花在争取项目、撰写申请材料上，而不是科研本身。

年轻学者尤其艰难，他们要在体制内熬资历、看人脸色。

数据显示，日本40岁以下的大学教师比例仅为23.4%，创历史最低。

年轻学者有想法、有能力，却被“年功序列制”困死，只有年纪大、资历深的人才有发言权。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真锅淑郎曾公开批评：“在日本搞科研，不仅要有能力，还要会察言观色，否则混不下去。”

这样的评价看似冷峻，却道尽了无数科研人的苦楚。

真正的科研环境，应该是鼓励探索与创新，而非强调顺从与规矩。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也在拖科研后腿。日元贬值，科研预算捉襟见肘。

为了挽回颓势，日本政府推出了“精英大学”战略，每年向几所顶尖大学投入20亿美元，希望重振科研实力。

但《Nature》杂志却直言，这种“撒钱式”政策治标不治本。

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体制老化与管理僵化。

日本的科技体系像是一棵苍老的树，根深却枯，叶茂却无新芽。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有才华的日本学者选择离开。

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无法在压抑的体制中实现自我。

有人形容这种现象为“科学家的逃亡”，但从更深层看，这其实是一种“用脚投票”的科研迁徙。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能让梦想生根发芽的地方。

中国吸引力爆发

相较于日本的“内卷式科研”，中国的科研生态正呈现出蓬勃生机。

过去十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2020年达到2.44万亿元，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科研投资体。

中国科研体制的改革，让科学家真正有了发挥的空间。

在苏州高新区，已有600多家日本企业落户，其中95%设立了研发中心。

这些机构并非摆设，而是实打实的研发部门，负责新技术实验、成果转化与产品创新。

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创新城市，科研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政府推出“孔雀计划”“海聚英才”等政策，为顶尖人才提供安家补贴、启动资金和研究团队。

博士后年薪虽然不算天价，但稳定可靠，且能真正做出成果。

东京大学的服部素之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在日本，一个年轻学者可能要熬十年才能独立带项目；但在中国，只要你有能力，三年就能做自己的课题。”

这句话，道出了中日科研环境的最大区别。中国更重视实绩，不看年头，只看成果。

年轻学者可以早早独立，带领团队，拿经费、发论文、搞项目，形成健康的科研循环。

福田敏男，这位在日本被称为“纳米机器人之父”的专家，也选择来到中国。

如今他在深圳带领团队攻关微型机器人技术，不仅拿到了丰厚的科研经费，更重要的是能把成果直接落地到产业。

御子柴克彦在脑科学领域也获得同样的成就感，在日本难以推进的研究，在中国半年就实现应用。

对科学家而言，这种“能干事”的氛围，比任何薪水都更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也为科研成果提供了天然土壤。

某日本生物团队在日本开发抗老化技术，因资金耗尽濒临停滞，但在中国仅半年便实现商业化，销售额破亿，才得以继续研发。

科研与市场的结合，让科学家看到了真正的未来。

如今，日本三年未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知识产权全球排名也跌至第13名。

而中国的科研成果正加速涌现，从人工智能到新能源，从生物医药到空间探索，都在实现突破。

这不是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正是因为中国为科学家提供了尊重、自由与资源，他们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梦想。

结语

人才的流动，正是时代变迁的镜子。日本科学家选择来中国，不是抛弃祖国，而是选择更能实现理想的土壤。科学无国界，但科研环境却有高下之分。

日本的体制正在束缚自己的天才，而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正在为世界的科学家提供新的舞台。

当一个又一个日本专家，在中国实验室重新点燃科研热情，这其实是全球科技格局的一次重塑。

未来的创新中心，不再只属于东京或硅谷，而正在悄然转向东方。

这不是“捞金之旅”，而是一场“科学家的复兴”，也是中国科研崛起最有力的证明。

信息来源：

2022-09-21 重才学，重贡献：日科技人才喜欢赴华“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