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短情长：从抗战侨批看华侨的家国情怀——以闽南侨批为中心

当历史的指针回拨八十载春秋，泛黄的信笺上，墨迹穿越时空的纸语仍在回响。这些被铭刻于“世界记忆”的侨批，在抗战烽火中承载着海外华侨的血脉温度，穿越日军封锁线的枪林弹雨，最终抵达祖国的山河故土。它们不仅是跨洋的家书与汇款的凭证，更是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海外赤子用生命书写的家国史诗，是中华民族在最黑暗时刻向世界证明的文明韧性。闽南侨批作为这座精神丰碑上最璀璨的铭文，将华侨“家国情怀”的基因密码，永远镌刻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中。

抗日笺

一、战火中的鸿雁传书

“批一封，银几许，叫妻刻苦匆愁烦。”这首早年流传民间的民谣道尽了侨批的特殊意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闽南地区自清中叶起便形成独特的侨批文化。这些由“水客”携带或通过批局传递的银信，不仅维系着千万家庭的生计，更在民族危亡时刻成为抗日救亡的特殊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闽南侨批业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落阶段，但在1938年5月厦门被日寇占领之前，闽南侨批业仍属正常经营。厦门沦陷后，侨批局业务受很大影响，闽南地区的侨汇中心迅速向泉州转移，侨批局移往泉州、安溪等地的有17家，去向不明的12家，停业的12家。据1939年11月晋江邮局统计，经呈准总号移设泉州的计有11家：建美、联美、海通、昌茂、顺记、王瑞和、汉昌、中行合昌、源兴、和协、长成。此外，未报邮局批准移设泉州的信局还有同兴、和盛、建南、友联、信义安、江南、运裕、振安、大生、建和、鸿美等10多家，另有福美、林金记两局迁安溪。1939年和1940年，泉州聚宝街和永春五里街还分别设立大生、新永兴信局。漳州地区经营的侨批业则有13家，每年侨汇达100多万元。^[1]受战争影响，1940年闽南地区侨批局仅有20余家，^[2]而合昌信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官办机构的业务却有较大发展，1940年经收海外批信34万封，1941年达37万封，约占福建省批信的三分之一。^[3]1939年以后，晋江（今称泉州）邮局也兼营侨批派解业务，其先后代理了星马华侨银行、中菲汇兑局、澳门民信银号等委托的侨信款的分发，虽业务量不大，但也为抗战期间的侨批传递、信款分发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切断了东南亚与中国的常规邮路。但海外华侨通过“水客”、中立国商船、外交以及秘密通道等特殊渠道，开辟了一条“海上生命线”。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经闽南沿海走私入境的侨批超过50万封，夹带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质价值达3亿元国币。这些物资通过秘密交通线，从绍安、东山等沿海口岸运往内陆，有力地支援了福建、广东等地的抗日武装。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兴汇路”的开辟。太平洋战争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南亚并封锁中国沿海。传统邮路、汇路中断。为维持侨汇生命线，海外华侨与国内机构在极端困境中开辟了一条新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这条路以广西东兴（中越边境小城）为核心枢纽，连接越南芒街和华南侨乡，成为战时侨批运输的重要替代路线。该汇路连接东南亚各国及国内多个地区，全程长达3000余公里。“东兴汇路”开通不久，就被日寇驻越南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地有多位潮帮批局负责人被捕，被捕者遭日军的鞭笞、灌水、踩吐、灌食鱼露液等酷刑。开辟汇路的带头人陈植芳成为日军宪兵司令部通缉的要犯。^[4]这些革命先辈为侨批通达、为纾缓侨眷的生活作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有资料显示，这条汇路经越南海防进入广西东兴，再绕道广东遂溪、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湖南郴州、广东韶关、河源、揭阳，再转解到汕头及邻省福建，资料中虽未明确提及闽南，但泉州作为闽南的重要城市，并拥有为数不少的批局，极有可能通过该路线接收侨批。这条汇路在战时意义重大，潮汕地区约70%的侨眷赖此渠道维持生计，避免了大规模逃荒。同时，海外华侨通过东兴汇路向中共抗日根据地秘密输送资金和物资，如1944年泰国华侨捐赠的医疗器械经此路线送达东江纵队，很多收到侨汇的侨眷，捐出部分资金购买枪支支援潮汕抗日游击队。在华侨智慧、民间韧性、国共合作与地理机遇共同作用下，这条“看不见的金融长城”维系了战时经济命脉，更彰显了海外华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拳拳赤子之心。

1946年，拟嘉华侨李汉昌的文书

二、血浓于心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华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他们省下积蓄捐钱捐物，用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换成飞机零件、药品、衣服和粮食，通过各种渠道送回国内。据统计，陈嘉庚先生组织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验证民总会”等发动了东南亚800万华侨为抗战捐款捐物。据当年的统计，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5]这些捐款，有的来自海外侨领富商，更多的是来自普通的华侨劳工，他们省吃俭用，只为能给祖国的抗战添一份力。例如，马来西亚的一位华侨人力车夫，在每次寄回侨批时，都会额外附上一笔捐款，他在信中说：“我一个人的力量虽小，但只要大家都出一份力，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1940年马来西亚矿工陈阿福在往家乡的汇款附言中特别嘱托：“本月薪金32叻币，寄家中15元（叻币），余17叻币请悉数捐购救国公债。”这种“半家用以救国”的模式在底层侨工中普遍存在。菲律宾马尼拉侨领李清泉发起“每日节约一分钱运动”，根据《南洋商报》1941年3月报道，该运动每月筹集资金约20万比索，持续42个月未间断。许多经营侨批局的爱国华侨也纷纷慷慨解囊，向抗战期间的灾民伸出援助之手。如，1946年，晋江县振济会因华侨李汉昌经营的汉昌信局热心爱国汇款救济灾民，被上报省振济会进行嘉奖表彰。^[6]

印有“请购救国公债”戳的侨批批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发布《非常时期金融安定办法》，鼓励存款，限制取款，号召人民认购公债，支援抗日救国。当时民国政府财政部通过四行一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先后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每期5亿元，共30亿元。广大海外华侨在认购公债上积极响应，在海外各地迅速成立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掀起了广泛的“购债”活动。第一期救国公债，海外各地侨胞就认购了半数以上。据统计，1937年至1939年间，华侨认购救国公债达5115万元，国防公债626.5万元，金公债291.6万元又22924金磅；到了1941年夏，共购债6.82亿元；迄至1942年，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占国民发行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这些公债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与捐款无异。^[7]

中国航空救国建设会会证

东南亚各地组织的华侨救亡团体在宣传开展筹赈捐款、劝募公债等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东南亚首个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陈嘉庚任大会主席。在菲律宾，“木材大王”晋江籍华侨李清泉发起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以“策励侨众开展爱国运动，以人力物力援助政府抗敌御侮”为宗旨，并在各地设立分会。

1938年10月10日，来自英属马来亚、缅甸、北波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波罗洲、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地华侨代表164人，代表东南亚各地区45个救亡组织，聚集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作为东南亚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宣言》，号召海外侨胞“增筹赈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之难民”，要求“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在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下，广大海外华侨节衣缩食，以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购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献机等多种形式，踊跃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0年，南洋总会共发动募集支援祖国抗战义捐约5亿元、寒衣50万件和价值250万元的药品。另有资料显示，至1941年12月，海外各地逐月义捐1350万元，其中，东南亚华侨月捐数达734万元。^[8]

菲律宾“友联印刷所义印义卖”的“航空救国笺”

为了响应“航空救国”运动，菲律宾华侨于1932年10月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马尼拉分会，该会成立时，决定捐款购买15架飞机，支援祖国抗战，同时发表《宣言》：“今本分会以建设空防为目的，以全侨胞为主体，如集大家之能力，廷大家的事业，毁家救国之心，免国破家亡之惨祸，所有一切，专为建设空防，决不移作他用。所有购造飞机，装备对外参战，决不参加内讧，更不受任何人利用。”此《宣言》的目的是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用这些飞机去抗日，会长李清泉独自认捐飞机一架，其他侨胞纷纷响应，十分踊跃。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南安籍华侨黄奕住在菲律宾，看此情景，他十分感动，也慷慨捐五万金“购机以赠”。15架飞机募齐后，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送回祖国抗日。^[9]在这些捐款捐物的事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捐款行为令人难以忘怀，1939年一位泗水华侨儿童凑集3.15荷盾，用稚嫩的笔迹写道：“给祖国买子弹打坏日本囝。”

三、侨批背后的悲壮故事

每一封侨批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家庭故事。在抗战时期，华侨为了支持祖国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华侨青年响应号召毅然舍下温暖的家庭，留下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回祖国参战。

1943年马来西亚侨胞李淑贞在给家乡的侨批中这样写道：“阿田，弟弟已参加新四军。我在马来亚当护士。家中若收到侨汇，务必转寄延安。”这是一个普通华侨家庭在祖国危难时的悲壮抉择，也是海外千万侨胞爱国举动的缩影。

印有“抵制日货”戳的侨批批封

1937年12月菲律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报上刊出广告，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华侨青年中有工人、学徒、店员等踊跃报名，六七十名参加了学习训练。民武分会派得力干部沈尔七（晋江籍华侨）训练这支队伍，挑选精干队员28人，组成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义勇队于1938年1月乘船回国，与祖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该队后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团长沈尔七曾在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工作一段时间，又先后三次奉派返菲，组织菲律宾青年回国参战。沈尔七在1939年5月17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0]有一封旅菲华侨家族的侨批，正好是记述青年回国抗战的内容。1939年4月17日，菲律宾马尼拉蔡乌树致晋江浅妹的侨批中写道：“前日，环侄正整装乘舟返国，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亲，乃是为国当兵服务而去……。据云，侄儿此去并不即上前线打扙（仗），须经在我国内地再受训练五个月，然后派驻乡村各地当教练，组织民众都成武士，使全国人民都武装起来，一致反日，对日宣战。”^[11]

1939年菲律宾树妹致晋江浅姊的侨批

1939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3200名南洋华侨机工分9批回国，投入到滇缅公路的抗战运输工作中。其中，福建籍的有800多人，泉州华侨又占800多人的多数，许多晋江华侨加入其中。他们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需物资及兵员、抢修车辆、培训驾驶和机修人员，保障了战时物资的供应，为赢得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特殊重要贡献。南洋机工们驾驶着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日夜穿梭，他们面临着敌机的轰炸，险峻的路况以及恶劣的气候条件，不少人在运输中受伤甚至献出了生命。

四、战时华侨的身份认同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身份认同感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得到强化，并通过实际行动得以体现。这种认同感不仅是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更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觉意识，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入了强大动力。他们认识到祖国的兴衰存亡与自身息息相关。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除了在经济上倾力支援祖国，人力上积极动员青年华侨回国参战，还在政治上，通过舆论宣传，开展民间外交等方式，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如拍摄纪录片，编演抗日戏剧、办报纸等，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经济与舆论的支持。“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还发动了一系列抵制日货运动，许多侨批用印戳来表达爱国热忱，宣传戳印有“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买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等内容，^[12]在侨批的内笺上还大量地出现“抗日笺”“救国英雄笺”。

在此期间，侨批中有关“抗战”与“爱国”的词汇激增，构成情感的主族律。马来亚侨领陈嘉庚先生1941年元旦在告侨胞书中疾呼：“今日诸帮既成一家，宜更猛醒协助祖国”，这种身份认同感具象化为行动，如华侨在祖先画像旁增绘中国地图，甚至将农历春节的祭祖仪式改为“抗日英烈公祭。”

救国英雄笺

抗战时期的闽南侨批，以其无可辩驳的原始文献形态，构建起全球华侨抗战史的微观实证体系。这些跨越战火与海洋的银信，承载着中华民族危难时刻千万海外赤子的集体抉择。当我们回溯个体家庭的生存史，更是在解码一个民族在存亡绝续关头如何通过爱国主义精神实现逆转的历史密码。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遗产，将持续为民族复兴提供特有的韧性基因与联结智慧。

（作者系晋江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原文刊载于《闽南》2025年4期）

注释：

[1]黄清海、沈建华：《抗战家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9-201页。

[2]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史料》（1949-1958），第4页。

[3]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省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史料》（1949-1958），第10页。

[4]黄清海、沈建华：《抗战家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215页。

[5]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第32页

[6]晋江市档案局（馆）：《图说晋江侨批》，九州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11页。

[7]黄小坚：《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杰出贡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8]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档案馆：《晋江华侨与抗日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第1页。

[9]黄清海、沈建华：《抗战家书》，第99-101页。

[10]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档案馆：《晋江华侨与抗日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第12页。

[11]黄清海、沈建华：《抗战家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12]晋江市档案局（馆）：《图说晋江侨批》，九州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