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男人，因为这个男人亲姐也曾经爱过，但是爱让她变得冲动，不顾一切嫁给男人。

但是就在夫妻恩爱了41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女人翻开丈夫日记，突然发现了一个尘封的秘密，她无法接受，绝望之下，愤然自缢……

这个女人叫于立群，她爱上的男人，便是郭沫若。

郭沫若这一生就像一锅五味杂陈的乱炖，尝起来既有文人的酸腐，又有革命者的辛辣。

他小时候在四川乐山喝着沫水、若水长大，这俩河名硬是被他拆开拼成了笔名，听着挺浪漫，可后来他的感情，可比这拧巴多了。

他的复杂感情

1912年，19岁的郭沫若在四川老家被迫迎娶了裹小脚、不识字的三寸金莲张琼华。

新婚之夜掀开盖头那一刻，他仿佛被泼了盆冷水，这个父母口中“知书达理”的女子，不仅样貌平平，还裹着象征封建压迫的小脚。婚后五天，他借口求学逃往成都，从此再未归家。

张琼华守着空房，把郭沫若留下的书信、课本当圣物珍藏，甚至替他侍奉双亲到老。

68年后她弥留之际，手里还攥着郭沫若1939年回乡时送她的钢笔，这支笔成了她一生唯一能触摸到的“丈夫温度”。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圣路加医院遇见护士佐藤富子。这个武士家族出身的姑娘，为反抗包办婚姻逃到医院工作。

郭沫若用诗般的情书轰炸：“你眼中的圣光让我愿化作扑火的飞蛾”，还给她改名“安娜”，既是圣女之名，又暗含“沫水若水”的故乡情怀。

安娜为他与家族决裂，辞去工作，在冈山破屋里用土豆充饥也要供他写诗。

21年间，她生养了五子女，连郭沫若写《女神》的稿纸都是她当掉和服换来的。

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回国抗日，留下安娜被日本宪兵抓去拷打，寒冬里带着孩子捡菜叶度日。

1948年她携子来华寻夫，却发现郭沫若已另娶他人，最终在大连靠织毛衣抚养孩子成人。

1934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结识了《大公报》记者于立忱。这个北平女师大的才女仰慕他的革命气节，两人在东京郊区小屋谈诗论政，渐生情愫。

于立忱怀孕后，郭沫若却突然变脸：“现在要孩子等于要我命！”逼她堕胎的冷语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7年5月，回国后的于立忱在上海寓所用白绫自缢，遗书里写着：“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于立忱死后不到半年，郭沫若在《救亡日报》社遇见其妹于立群。

这个20岁的电影明星扎着麻花辫，穿着蓝布衫，让他恍惚看见亡者的影子。他展开猛烈追求，把写给姐姐的情诗换个名字重新抄送，还特意在于立群演出时送上白菊，正是当年献给于立忱的花种。

1939年他在重庆举行婚礼，婚后于立群为他抄写《屈原》剧本时，防空洞的炸弹震得墨汁泼满旗袍，她却笑着说：“这比舞台妆更时髦。”

直到1978年整理遗物时，她撬开丈夫锁了四十年的檀木匣，发现姐姐的绝笔信与郭沫若日记里写着：“初见立群，惊其酷似立忱。此女单纯易控，宜为妻室。”
1979年2月，于立群穿着结婚时的珍珠白旗袍，用口红在镜面写下“黄泉羞见手足情”，追随姐姐的脚步自缢身亡。

她至死不知，郭沫若当年逼于立忱堕胎时，正忙着给新欢于立群写情诗；也不知道丈夫临终前偷偷烧掉的信件里，藏着安娜从大连寄来的血书：“孩子们问，爸爸为何不要我们？”

少女与“姐夫”的宿命

1937年秋天的上海，21岁的于立群抱着姐姐于立忱的遗物，指尖抚过那张泛黄的东京合影。

照片里，姐姐穿着素色和服倚在樱花树下，身旁站着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正是她即将在《救亡日报》社遇见的郭沫若。

当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于立群时，她刚结束话剧《棠棣之花》的演出，发梢还沾着舞台飘落的金粉。

郭沫若递过一束白菊，声音发颤：“我和你姐姐在东京常看你的剧照。”这句话让于立群误以为，眼前这位大24岁的文坛巨匠，只是姐姐的故友。

她不知道的是，东京圣路加医院的产房里，姐姐曾攥着堕胎同意书哭喊：“他说过要离婚娶我的！”

重庆婚礼上的血色银簪

1939年1月的重庆，嘉陵江雾锁烟迷。

23岁的于立群穿着借来的婚纱，接过周恩来证婚的红绸时，发间别着姐姐留下的银簪。

郭沫若在婚礼上念着新写的诗：“立群如立忱，双璧照乾坤”，宾客们只当是文人的浪漫，却不知这簪子沾过于立忱自缢时的血痕。

新婚当夜，郭沫若醉醺醺地翻出东京旧照：“你姐姐最爱穿浅紫和服。”于立群笑着把照片收进木匣，却不知这个动作，将成为四十年后刺穿她心脏的利刃。

抗战夫人的双面人生

陪都重庆的防空洞里，于立群一手抱着哭闹的婴儿，一手替郭沫若誊写《屈原》剧本。敌机轰炸声震得砚台摇晃，墨汁泼脏了她连夜赶制的旗袍。

郭沫若搂着她的肩说：“等抗战胜利，我带你看富士山的樱花。”她不知道，这句话也曾出现在给姐姐的情书里。

1948年，当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带着五个孩子找上门时，于立群第一次感受到彻骨寒意。

郭沫若轻描淡写：“战时不得已的露水姻缘。”却在当夜日记里写：“富子为我抛却家族，当妥善安置。”

故宫墙缝里

1978年6月，郭沫若的骨灰撒向大寨梯田三个月后，于立群在整理丈夫书房时，撬开了紫檀木匣的暗格。

泛黄的日记本里，1934年5月12日赫然写着：“立忱怀孕三月，逼其堕胎，伊竟以死相胁。”最后一页夹着姐姐的绝笔信，字迹被泪水晕染：“你说两年内离婚娶我，全是谎言！”

更刺痛的是1949年的日记：“初见立群，惊其酷似立忱。此女单纯易控，宜为妻室。”于立群颤抖着比对结婚照，发现自己的侧脸与姐姐遗照重叠如复刻。

白绫上的血色控诉

1979年2月25日清晨，保姆推开书房时，63岁的于立群穿着结婚时的珍珠白旗袍，胸前别着那支银簪。

梳妆镜上用口红写着：“四十年春梦，错把替身当真身。”案头摊开的《女神》诗集扉页，添了行小楷：“墨香犹存人已逝，黄泉羞见手足情。”

故宫修复专家后来在郭沫若旧宅墙缝里，发现了于立群未寄出的绝笔信：“我替他抄了四十年文章，最后才发现，自己才是他最得意的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