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犹太人的“大屠杀产业链”终于被揭穿了

前段时间，以色列领事馆花钱包下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在上面不断播放“以色列人质在加沙挨饿”的视频。

这个视频说哈马斯太不是人了，居然不给人质吃饭。

文案是：“全世界都忙着替哈马斯当传声筒，却不关心以色列人的死活。”

结果视频没放多久网民们发现，以色列这段视频就是从哈马斯的电视台下载的。

原视频里，人质说因为以色列的封锁和轰炸，加沙极度缺乏食物，所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质都在挨饿。

等于说，以色列不打自招，付费向全世界宣传自己对加沙搞“饥饿战法”，以至于坑了自己人，被评论区疯狂嘲讽。

以色列的宣传部门会翻这种车，是因为他们之前赖以生存的哭惨装弱的战术，没有跟上版本，在现实面前破功了。

美国有一个犹太裔教授诺曼·芬尔克斯坦，大家肯定都看过他和一个女学生那场“鳄鱼的眼泪”的著名辩论。

以色列人对这个教授恨之入骨，可芬尔克斯坦的父亲就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他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组织的反对和揭露显得极有说服力。

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屠杀的产业链》，里面详细揭露了犹太人是怎么消费自己同胞们被屠杀的苦难的，是怎么把苦难变成一颗摇钱树和维持舆论霸权的工具的。

它是一种高明的舆论操纵技巧，在后来西方的黑命贵运动、LGBTAPKDXUC等性少数群体、女权运动等等身份政治运动中，你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我愿称之为“鱿鱼赢学”，一切身份政治的起点与终点。

用芬克尔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它成功地让全世界相信，世界头号强国里最强势的族群，一个侵略手段最激进的国家，是值得所有人同情和照顾的弱者。”

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因为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干了太多丧尽天良的事，大众对犹太人这个群体的印象才来了个180度大反转，现在无论以色列说什么，世界网友们都不信，而是反过来嘲讽他们。

咱们今天就结合芬尔克斯坦教授《大屠杀的产业链》这本书，给大家讲讲“鱿鱼赢学”。

鱿鱼赢学的精髓是什么呢？

那就是苦难神圣化、资本化、产业化。

要理解什么是苦难的神圣化、资本化、产业化，我们首先得了解大众心理的几个特点、公理——

第一，人类会本能地同情群体中的弱者。

在远古时代，人类没有猛兽的尖牙利爪，没有能单挑狮子猛虎的个体战斗力，只能依靠群体主宰世界。

而要保证群体的生存能力，就必须放弃优胜劣汰，通过保护弱者的方式，提高我们人类整个族群在恶劣环境面前的生存能力。

这种本能刻在了我们的DNA里一直流传了下来。

为什么一个沙滩上小男孩死亡的照片就能激起全世界数以百万计民众对难民的同情？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战争中流传最广，最引入同情的照片永远是无助的小孩子，流泪的女人，无依无靠的老人？

因为这就是人类的本能啊。

演化到了信息时代，如果你是弱者，那么你在舆论场上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照顾，变成舆论上的“强者”。

而大多数人的同情和照顾，还会反作用于现实，推动相关部门给予弱者额外照顾，这样你就真的成了现实中的强者。

反之，如果你是强者，那么大部分人会默认你不需要照顾，自动忽略你的感受，你的利益就会被大家拿来分给弱者，因为大家默认你够强，少了这点也不会少块肉，长此以往这样你就真的成了现实中的弱者。

你走在大街上，如果看见一个男人在打女人，无论他们是什么关系，大部分人都会出于朴素的正义感过去劝架；但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在打男人，无论他们是什么关系，大家只会袖手旁观。“没事，反正打不死人”。

所以当你越弱，你就越强，当你越强，你就越弱，是为“强弱相对论”。

久而久之，所有玩弄身份政治的人都发现了这一点，苦难是一种珍贵的道德资本。

所以在舆论场上一旦开战，无论他是不是弱者，他都会自动去抢夺那个“弱者”身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弱者身份坐实，以此来要各种各样的好处。

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一开始指的是在纳粹的集中营，犹太人隔离区等地方遭遇过迫害但没有被杀害，幸存下来的人。

因为纳粹的杀人手段过于高效，所以进了集中营的人里只有被派去劳动的人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这批人占15%。

专家根据1945年集中营里还活着的人数进行推算，最后的幸存者大概是10万人左右。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00年左右，还活着的也只有四分之一了。

但是，因为德国和犹太相关机构签了赔偿协议，每一个幸存者都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许多犹太人团体靠帮助索要赔偿，不断扩张。

于是乎，“幸存者”的概念开始自我繁殖，越杀人越多，那些幸存者的证词也越来越离谱，大家都比赛式地说自己很惨，好惨，惨得不得了。

有的人说自己的祖母死在了奥斯维辛，他“感受到了真实的痛苦”，所以他自己也算幸存者。

索赔组织的相关人员说自己的好友“小劳拉”和自己是在奥斯维辛时期就认识了，“小劳拉”因此可以定期领到一笔钱，但实际上这人是个出生在美国的撒旦教信徒。

2000年，美国盛传一个“集中营苹果女孩”的故事，发表这个故事的是德国移民赫尔曼·罗森布拉特。

他说自己被关在纳粹的集中营时，每天都饿得半死，万幸的是有个女孩每天通过铁丝网给他扔苹果，他才成功活了下来。

更巧的是，当他来到美国后，他居然又偶遇了这个扔苹果的女菩萨，两个患难之交的人最终相亲相爱，走到了一起。

这个故事感天动地，荡气回肠，一被报道就在全美赚到了无数人的眼泪，唯一的缺点是，这个故事还不如希特勒的月球基地可信度高，很快就被人揭穿了。

但罗森布拉特被揭穿后一点都不脸红，他说这是他母亲托梦给他，让他编的这个故事，以此给犹太人们一个希望。

许多犹太人得知后以后纷纷表示“理解”，认为这有助于他们宣传自己的历史。罗森布拉特不仅没错，反而有功。

这其实只是明面上的理由，背后更深层的理由是，如果这样的犹太人幸存者故事停了，大众的关注度没了，犹太人相关的索赔机构就无法赚钱了。

到芬尔克斯坦写书的时间，德国为了幸存者一共支付了600亿美元，以色列的办公室说“在世的幸存者数量大概有100万”，芬尔克斯坦的母亲听了以后惊呼：“如果这些人都是真的，那希特勒到底杀了谁？”

芬尔克斯坦的母亲经历了华沙犹太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奴隶劳动营，但她最后只从德国政府天文数字的赔偿中分到了3500美元。

而其他会讲故事的很多所谓的幸存者，却拿到了数十万美元的终生抚恤金，犹太索赔机构的负责人也有10.5万美元的年薪。

这还没完，德国政府的赔偿之外，犹太人索赔机构还说，自己要代表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无论生死。

当初那些被杀害了的可怜的犹太人，他们生前在瑞士银行里存了钱，有账户，所以这些钱也应该归他们。

众所周知，所谓“中立”的瑞士在二战期间和纳粹暧昧不清，自己也不干净，大多数人都赞成他们去敲瑞士银行的竹杠。

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布朗夫曼，一个亿万富翁，1996年去找瑞士银行要钱。

瑞士银行愿意给2.5亿美元和解，犹太人觉得少了，于是布朗夫曼就打出了犹太人惯用的牌，说他们对“贫困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困境深感痛心”。

芬尔克斯坦讽刺地写道：“人们不禁要问，这位痛心的亿万富翁为什么不能亲自暂时缓解他们的困境呢？”

1997年，瑞士银行设立了一个2亿美元的“大屠杀贫困受害者特别基金”，同时再次恳求和解。

但犹太人不同意，他们说赔偿“关乎真相和正义，而非金钱”。这是钱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

翻译一下就是2.5亿不够，得加钱。

双方闹到1998年8月，瑞士最终同意给12.5亿美元和解。

2022年，以色列军火公司埃尔比特花钱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保加利亚军队的犹太人营救行动》。

这本书说，保加利亚政府是犹太人的大救星，他们不仅帮助藏匿犹太人，还帮助他们打纳粹。

可历史上保加利亚军队是给德国集中营当快递小哥的，怎么就成“大救星”了？

美国媒体报道透露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保加利亚军事学院的教授、空军中校尼迪亚可夫，负责管理无人机采购工作。

他答应给埃尔比特下单后，保加利亚就不再是“纳粹帮凶”了。

这种道德资本折现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第二，社会大众的同情是有限的。

一旦出现了多个弱势方，人们的主要同情心往往会被更惨的那一方占据，资源会不自觉地向更惨的那一方倾斜。

所以习惯性用卖惨牟取利益的群体，一定会本能地排斥其他群体诉说自己的痛苦，来确保自己独占那个“最惨”的生态位，把自己的苦难神圣化，其他人的苦难解构化。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上，有一座大屠杀纪念馆，在他们自己的介绍里，建造这座纪念馆的目的，是纪念曾经发生的大屠杀悲剧，帮助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公民战胜仇恨，防止种族灭绝再次发生，增进全球民主意识。

场馆最后以犹太幸存者进入巴勒斯坦的场景做结尾。

芬尔克斯坦批评说，这个场馆虚伪至极，政治氛围浓厚，因为他们把犹太人塑造成了唯一指定受害者。

在规划阶段的纪念活动中，他们就说，“一如既往，他们（纳粹）从犹太人开始。”

芬尔克斯坦针对性地写了一句戳破大家固有印象的话：

不是犹太人，而是共产党人，是纳粹主义的第一批种族灭绝受害者。

同时，在战争期间，纳粹不仅屠杀了犹太人，也系统性地屠杀了50万吉普赛人。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和犹太人的遭遇相当。

但美国那些大屠杀作家们却坚持认为，吉普赛人没有像犹太人一样遭遇一场种族灭绝大屠杀，在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纳粹的非犹太受害者只得到了象征性的认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遇难者数量达到了100-150万。

但在以色列的授意下，美国大屠杀委员会直接取消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中对亚美尼亚人的提及，导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一说到纳粹的暴行时，大伙儿普遍的第一反应就是杀的全是犹太人，完全不知道其他族群的存在。

更不用说1982年以色列军队攻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之后展开的难民营大屠杀了，哪怕也是发生在20世纪的，但因为受害者是犹太人的敌人，那就等于没杀人。

芬尔克斯坦说，这种反复强调的潜台词是，犹太人的遭遇是独特的神圣的，别人的痛苦是根本无法比拟的。

正常人看到类似的事件，会本能地因为自己也淋过雨，所以也对他者的悲惨遭遇给予同情，都是数十万上百万人死亡的悲剧，没有必要分个高低大小嘛，铭记历史不要重蹈覆辙最重要。

可那些大屠杀产业链的人只会认为，“曾经被屠杀”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道德资本，一本万利的赎罪券贩卖机器。所以不许其他人来染指，他人在他们面前提及自己的苦难都是一种冒犯。

上野千鹤子所谓的“把广岛遇难者从受害者的金字塔上推下去”那段话，逻辑上和犹太人是一样的。

美国的男性群体无论线下组织什么活动，哪怕只是诉说男性也不容易，都一定会被美利坚的女权主义者找上门踢馆，背后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

我们可以简称为“旺财小强定律”。

第三，苦难货币化、产业化之后，必然会通货膨胀。

心理学里探讨原生家庭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大家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是怎么影响个体，让大家自我理解的，但最后却变成了一切问题转原生家庭的万能甩锅器。

抑郁症原本也是值得关注的心理问题，但现在也被某些人变成了惯用借口，反而导致真正有抑郁症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这是因为当苦难变成了一种可以变现的通用货币的时候，随着身份政治的发展，老一代人捞到最够的利益之后会偏向保守，而新一代人如果诉说的故事还跟老一代人一样，就会因为“祥林嫂定律”在大众面前逐渐失去新鲜感。

所以为了攫取足够的利益，新一代人就必须比老一代人做事更极端，把“被压迫”的概念扩大化，泛化。

不知不觉中，苦难的道德货币能兑现的利益越来越小，换到同等利益所需要的道德货币就越来越多，最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甚至贷款卖惨也应运而生。

就是把自己还没有遭受也不会遭受的苦难提前预支，要求立刻兑现成当下的好处。

我们可以借鉴李嘉诚当年在房地产市场上的离谱发明“卖楼花”，将其命名为“卖惨花”。

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战争爆发，美国犹太人大肆宣传当初自己遭受的大屠杀，把现在以色列遭遇到的一切抵抗渲染成“第二次大屠杀”。

美国再不出手，我们犹太人就要被阿拉伯人杀完啦！以此要求美国武器援助和政治支持。

可实际上那个阶段的以色列军队打阿拉伯人不知道怎么输，以色列最终在战争中大获全胜，所谓的阿拉伯人“威胁了以色列的生存”根本是虚空造牌，贷款卖惨。

和川大某学生在地铁上诬陷了大叔之后，熟练地假称“自己会被学校开除”，取得了大叔的谅解后又反过来让学校轻轻放下，成功大事化小使得自己最后既没有被开除也没有被追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种一本万利的捷径面前，没有多少人能禁得住这样的诱惑，所以所有身份政治闹到最后，一定是泛滥成灾，通货膨胀。

在书的前言里，芬尔克斯坦教授介绍说，他父母两边的亲人都被纳粹杀害了，只有他的父母幸存下来。

1961年他小时候放学回家时，曾经见到自己的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里审判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

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关心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反犹甚至还是西方世界的时尚单品。

据以色列前总统鲁文·里夫林回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说，“以色列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的儿子。”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先是给阿拉伯联军送武器，然后又对以色列搞封锁，最后逼迫以军撤出刚打下的西奈半岛。

就连以色列国父、以军创始人戴维·本古里安，也在他的著作《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说：

“不要忘了，犹太人在政治上是侵略者，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是在自卫。这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国家，而我们是来者。”

当时的犹太人还会嘲讽死在集中营的同胞，一是觉得他们是任人宰割的弱者，丢了自己的脸；二是这些被屠杀的很多是左翼犹太人，不撇清关系，美国爸爸会不高兴。

60年代，当西德政府因为留用纳粹分子当官激起民愤时，为了美国和西德的反苏大业，现在专门“抵制反犹主义”ADL出面做工作，让犹太人别闹事让“友邦惊诧”，卑微至极。

但是随着大屠杀产业链的逐渐运作，几板斧下来，犹太人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大家印象中的弱者，变成了实际生活中的强者，“反犹”成了西方世界绝对不能碰的禁忌。

芬尔克斯坦父亲的一位挚友，当初跟他父亲一起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是一个左翼理想主义的人，战后还拒绝了德国的赔偿。

但是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以色列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

芬尔克斯坦的父亲最终只能无奈地承认，即使他这个朋友，也不可避免地被大屠杀产业链所腐蚀，为了权力和利益，扭曲了自己的信仰。

可根据调查，美国犹太人的人均收入是非犹太人的两倍，美国最富有的40个人里有16个是犹太人，美国40%的诺贝尔科学和经济学奖获得者是犹太人，重点大学的20%的教授是犹太人，纽约和华盛顿主要律师事务所40%的合伙人也是犹太人。

人家早就是人生赢家了，轮得到你这个牛马说他们是弱者？轮得着你去同情他们？

不过，正所谓物极必反，月满则亏，万事万物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鱿鱼赢学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因为建立了这种舆论霸权的身份政治群体，通常都会有不被批评的自由。所以一定会出现道德腐败，做出一些离谱的事。

瑞典外交官瓦伦贝格，在二战出使匈牙利期间营救了数千名犹太人。二战胜利后，因为卷入了美苏情报战，瓦伦贝格被克格勃关进了卢比扬卡，随后失踪。

反苏、亲美，非常符合犹太人的利益，于是以色列授予瓦伦贝格“荣誉公民”称号，还为他颁发了“国际义人”奖章。

而同为瑞典人的福尔克·贝尔纳多特伯爵，下场就惨了。

贝尔纳多特伯爵战争时期通过谈判从德国集中营捞出了数千名犹太人，但他不肯支持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

于是，他不仅没得到奖章，还死于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暗杀，主打的就是一个恩将仇报。

就算他们干得事如此没底线，也不会被大众批评，因为犹太人会把所有外界对于犹太人的批评，哪怕是合理的批评，一股脑全部归结于对犹太人病态的仇恨，一切问题转反犹，自己永远是白莲花。

而当犹太人意识到自己哪怕恩将仇报也不会被谴责之后，又会反过来助长这个群体进一步的道德腐败，导致做的事越来越出格，越来越离谱。

以前是屠杀犹太人算反犹，后来是嚷嚷犹太人太坏算反犹，现在变成了你支持巴勒斯坦就是反犹，你在街头举西瓜也是反犹。

这种操作在所有身份政治运动中都有一模一样的：

一开始黑人不配进白人的游泳池是歧视黑人，然后是说出倪哥这个词就是歧视黑人，后来是批评黑人犯罪率高是歧视黑人，再后来是认为《黑豹》电影不好看是歧视黑人，最后变成了你不给黑人学生打高分就是歧视黑人。

一开始是英国人给图灵注射激素治疗同性恋是歧视性少数群体，后来是听说他人是同性恋就投去异样的目光是歧视。

然后是不喜欢影视剧里的同性恋剧情是歧视，再然后是你不喜欢奥运会上的狮驼岭妖怪就是歧视，最后是你不允许自己的小孩做变性手术就是歧视。

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身份政治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下来了。

就算你自己想收手，你的后辈们也不可能收手，就像JK罗琳和艾玛的争论一样。

索要平等逐渐失去了边界，最后变成理直气壮地索要特权。

而强弱相对论始终存在，社会大众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弱者而是盛气凌人的强者之后，大搞身份政治的群体就会失去大众的同情，开始被厌恶和排斥。

去年美国高校学生们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时，美国主流媒体还是一股脑地将其归结成“反犹”，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反犹已经成了批发的帽子。

可学生们根本就不买账了，你越是说我反犹，我反而反得更起劲。

这个月被“环保少女”通贝里在西方被网友们封圣，就是鱿鱼赢学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反击。

过去1年里，通贝里两次和同伴组织船队往加沙运送援助物资，连续两次被以色列海军拦截扣押。

擅长卖惨的以色列和西方媒体一看，觉得通贝里肯定是自己同行，于是成天在报道里说通贝里这是故意碰瓷，在全世界面前骗廷杖。

说实话西方白左常年操纵各类身份政治议题，在鱿鱼赢学的修炼上完全不弱于以色列。

但这次，强弱相对论的评价体系已经反过来了，通贝里作为个体被大众判定为弱者，坏事干尽的以色列被认为是强者。

通贝里当着路透社记者的面直接承认，对啊，我就是碰瓷，因为我想让大家看看，以色列是如何当着全世界的面欺负人的。

记者又问：可你们的行动根本不可能成功，救不了巴勒斯坦人，这么做毫无意义。

结果通贝里说，对啊，这种行为本不必要存在，可谁让你们袖手旁观，我们才不得不做这种徒劳的尝试。

“我不畏惧以色列，我畏惧一个失去人性的世界，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点人性。”

“另外，我不觉得自己能拯救加沙人民，我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

10月2日，以色列海军强行登船，把通贝里和同伴抓进了监狱。

瑞典外交官和她的同伴说，通贝里在牢里缺吃少穿，睡的地方全是虫子，以军还拖拽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地上逼着她亲吻以色列国旗。

在通贝里最终获释时，全世界的镜头都在等待她控诉以色列，给大伙讲点监狱里的猛料。

以色列等的就是这一幕，因为要说在全世界面前比惨，以色列可太会了。

通贝里第一次去加沙的时候，以色列就专门组织了一个儿童团坐着船去拦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你通贝里每一分钟都在长大，而我们的小女孩小男孩无穷无尽，我才不会给你机会当这个弱者。

但这一次，通贝里放弃了白左一贯的打法，回答得极为漂亮，她说：“我可以花很长时间讲述遭受的虐待和不公，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以色列正试图在我们眼前抹去整个民族，而西方选择了袖手旁观。”

她居然不卖惨了，反而开始主动设置议题，让以色列也卖不成惨，以色列瞬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在那里无力地狡辩，西方网友们则完全不买账。

这段时间，有西方网友甚至说，通贝里是耶稣再世，时隔2000年后，犹太人又在迫害我们的先知啦。

鱿鱼赢学横行世界数十年，终于到了势不能穿鲁缟的时候。

骗取大众朴素的同情心，最终也败在大众朴素的同情心上。

大概，这也是一切身份政治的终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