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很少再提“李超人”这个词了。
出租车司机提起他，多半会皱眉头说：“你以为他是慈善家啊？他是吸血鬼啊。”
可当李兆基去世的消息刷屏的时候，所有人又集体怀旧了。
香港的天幕换了主角，老故事讲不下去了，新的传奇还没开场。

但你回头看，那几位老爷子走过的路，确实也配得上“一个时代”四个字。

01

很多人觉得他们天生赢在起跑线，其实还真不是。
李兆基11岁那年，逃难前父亲把金子缠在他腰上，让他护着逃命，结果刚出门就被劫。

腰带被扯走，金子也没了，他彻底明白原来可以只差五分钟，就可以从“腰缠万贯”到“一无所有”。

郑裕彤14岁去澳门讨生活，第一份工作是扫地、倒痰盂；李嘉诚12岁逃难到香港，父亲死后，自己在钟表铺的走廊睡觉，白天在五金厂搬铁，晚上读书啃英文杂志。

他说：“别人做八小时，我做十六小时，没办法，只能靠勤奋。”

这些人的发家，不是从金饭碗开始的，而是从“撑下去”开始的。

他们年轻时没赶上什么盛世，只是比别人更能咬牙，更能熬。也正因为他们见过最坏的时代，才更敢赌未来。

02

真正的起飞，是从“别人不看好”的时候开始的，别看他们后来说什么“周期”“风口”，其实刚开始都没人看好他们。

1945年，香港刚从战火中醒过来，一切都在混乱中重建。

郑裕彤搞金铺，李嘉诚卖塑料花，郭得胜开杂货铺，李兆基最早做地产，没一个是正儿八经的大买卖。

可他们都比别人走得早一步，郑裕彤推出9999足金概念，拉客户拉得比谁都猛；李嘉诚看到塑料风口，比同行提前两年转型做产品；郭得胜不跟风涨价，生意反而越来越稳；李兆基发明分层出售+分期付款，提前锁定现金流。

然后到了70年代，“四大家族”这几个字开始被媒体广泛使用。
1972年，他们的公司：长实、新世界、新鸿基、恒基全都上市，股民蜂拥而入。

郑裕彤和赌王合伙建的“珍宝海鲜舫”当时就是香港夜色的代表作，你站在岸边望过去，一艘亮到发光的海上餐厅，浮在水面上，像梦一样。

03

有人说：他们把香港建起来了；

也有人说：他们把香港“吃干抹净”了

90年代开始，“四大家族”几乎垄断了香港的经济命脉。
房子、电力、港口、药妆店、超市、甚至你打的电话用的宽带都绕不开他们。

你买楼，是恒基的；你看医生，是李家的；你出门进7-11、买瓶矿泉水，也是李家的。

所以在某个时间点，市民的情绪开始变了。
李嘉诚在码头搞搬运工大罢工时被画上魔鬼角；工人要求政府征“李嘉诚税”；网友做梗图讽刺“香港是李家的城”。

TVB剧里的首富，从慈眉善目的“李超人”，变成了秃头戴眼镜、垄断房价的“奸商”。

你不能说他不伟大，但你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现实，他们确实改变了香港，也确实让普通人越来越难改变命运。

04

2016年，郑裕彤走了，临终前还在大陆建平价楼卖给中低收入家庭。有人说他这项目亏本，他笑了笑：“那又怎样？我乐意。”

2024年春，李兆基去世，他晚年常路过新鸿基招牌，说一句：“SHK，代表我们三个人的名字，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现在，只剩李嘉诚还坐在长江中心70层，遥望着维港落日。
身后是百万人对他的争议，是四大家族后代的权斗与低迷，也是一个旧商业秩序的尾声。

有一年的集团年会，他被要求写题词。他写的是《管子》里一句话：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这是他留给下一代、也留给时代的警句。

四大家族的故事，像一个标准的商业周期：从草根开始靠拼搏崛起，靠政策红利膨胀，再靠垄断守住地盘，到最后，惯性、傲慢、对新变化的迟钝，一步步把他们送下神坛。

他们改变了香港，但香港早已不再属于他们。

风起云涌的时代里，神坛迟早会塌，只有那些走在地上、愿意从头再来的年轻人，才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