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诞辰一百周年刚过。
这位被称作“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至今仍是保守派的精神图腾。
她从杂货商之女一路登上唐宁街十号,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也是任期最长的女首相。
这段逆袭故事早已成为政治传奇。
可就在纪念活动余温未散之际,专栏作家彼得·希钦斯却直接开炮:撒切尔根本不是保守派;她的政策全是花架子,经不起时间检验。
这话刺耳,但并非无的放矢。
在许多人心中,撒切尔几乎等同于“保守主义”本身。
她强硬打压工会、推动大规模私有化、坚持低税率、不惜动武夺回福克兰群岛——这些早已被奉为右翼政治的经典范式。
可希钦斯不认这个账。
他不仅否定她的“保守派身份”,还列出三大“罪状”,把“铁娘子神话”撕开一道口子。

第一宗罪:对欧洲过于热情。
1961年,撒切尔刚进入议会不久,就在自己选区做过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力挺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即后来的欧盟前身。
那时的她,远非后来脱欧派口中那个捍卫主权的斗士,反而显得亲欧。
这一点,在今天许多传统保守派眼中,几乎就是“原罪”。
他们坚信,真正的保守主义必须以国家主权为根基,而欧盟那种超国家架构,恰恰侵蚀了这一核心。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之后,这种立场更趋强硬。
希钦斯正是抓住这一点质问:一个连主权边界都愿让渡的人,凭什么自称保守派?
有人辩称,撒切尔后期对欧盟态度明显转硬,尤其在1980年代末多次在布鲁塞尔拍桌,要求英国拿回财政与立法自主权。
但希钦斯根本不买账。
他认为,早期立场已暴露她的思想底色——她骨子里信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而非传统保守主义。

她关心的是市场能否自由运转,而不是英国的制度传统、文化认同或国家完整性是否被外部力量侵蚀。
第二宗罪:削减海军,间接引发福克兰群岛战争。
1982年那场战争,表面看是撒切尔的政治高光时刻。
阿根廷突袭占领福克兰群岛,她果断下令皇家海军远征南大西洋,最终打赢这场看似不可能的战争。
胜利让她声望飙升,直接助她在1983年大选中大胜。
可希钦斯反其道而行:要不是她先削弱海军,阿根廷根本不敢动手!
这不是空口白话。
撒切尔上台初期为控赤字,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皇家海军首当其冲。
1981年,政府甚至计划退役包括“无敌号”航母在内的多艘主力舰。
这一计划当时就遭军方和部分议员强烈反对,但政府执意推进。

结果没过多久,阿根廷军政府判断英国已无力远程投送兵力,悍然出兵。
从这个角度看,战争风险确由她亲手埋下。
她后来的“英雄反击”,更像是为政策失误紧急补救,而非深谋远虑的战略胜利。
第三宗罪:未恢复文法学校。
文法学校是英国传统精英教育体系,通过11岁考试选拔学生,培养出大量政治家、法官、学者与军官。
它不仅是一种教育模式,更象征基于才能而非出身的社会流动机制。
1960年代后,工党推行综合学校制度,逐步废除文法学校选拔机制,认为其固化阶级。
到了撒切尔时代,保守派普遍期待她逆转此趋势。
她本人正是文法学校毕业生,私下也多次批评综合学校导致教育平庸化。
但在任十一年,她从未推动全国性文法学校复兴。

希钦斯对此极为不满。
在他看来,真正的保守派必须守护经时间检验的传统制度,而教育正是核心。
撒切尔口口声声要“恢复英国荣光”,却连这样一个象征性制度都不敢碰,说明她对传统的忠诚根本不够。
更讽刺的是,就连她最引以为傲的“摧毁工会”政策,希钦斯也嗤之以鼻。
他说,打压工会或许短期赢得选票,但若无制度保障,胜利就是脆弱的。
事实也如此:1997年工党上台后,布莱尔政府迅速重建工会权利,撒切尔时代的劳工改革几乎全盘逆转。
那么,撒切尔到底干了什么?
难道十一年执政全是白忙?
专栏作家莎拉·瓦因立刻反驳:能连续执政十一年,本身就是政治成功的铁证。
在英国这种政党轮替频繁的民主体制中,稳坐首相宝座如此之久,说明她的政策确实获得广泛支持。

她接手的是一个深陷“滞胀”的国家——经济停滞、通胀高企、罢工频发、工业瘫痪。
她通过私有化国企、放松管制、控制货币供应、限制工会权力,硬是把英国从崩溃边缘拉回。
伦敦金融城重焕活力,“撒切尔主义”甚至成为全球右翼改革模板,从美国到东欧,皆有人效仿。
还有人指出,撒切尔作为女性首相,打破了英国政坛的性别天花板。
尽管她本人对女性主义持保留态度,甚至公开批评某些女权主张,但她的存在本身改变了人们对女性领导力的认知。
有趣的是,截至2025年,英国工党仍未产生一位女性党魁,而保守党却在她之后又出了特蕾莎·梅。
这是否说明,她无意中为后来女性政治家铺平了道路?
希钦斯对此完全不屑。
他冷冷回应:性别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没有守住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
问题就在这里:什么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的核心是经济自由——小政府、低税收、私有产权、市场主导。

按此标准,撒切尔无疑是正统。
她卖掉国有铁路、航空、电信、钢铁;大幅降低高收入者边际税率;限制工会垄断,让劳动力市场更灵活。
这些措施确实激活了经济。
但希钦斯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认为,保守主义的根基在于维护国家主权、社会秩序、文化传统与制度延续。
经济政策只是工具,目标是守护一个有历史认同、有凝聚力的共同体。
按此标准,撒切尔问题重重:她早期拥抱欧洲一体化,削弱主权;放任金融资本膨胀,导致制造业空心化,传统工业社区瓦解;未重建文法学校,纵容教育平庸;削减国防开支,削弱全球影响力。
最关键的是,她的改革缺乏制度固化。
希钦斯反复强调:真正的政治家不仅要推动变革,更要确保变革被“焊死”在法律与宪法中,不因政党轮替而逆转。
可撒切尔没有这么做。
她的政策多依赖行政命令与财政手段,工党一上台,布莱尔与布朗轻松推翻大部分成果——重新加强工会权利、扩大公共支出、重建福利体系。

这暴露了一个根本矛盾:撒切尔更像“自由市场革命家”,而非“传统守护者”。
她的目标不是回到过去,而是用激进手段重塑未来。
这种思路短期见效快,但长期可能撕裂社会共识,动摇制度根基。
她终结了“罢工英国”的乱象,却让工人阶级对保守党彻底失望,这种裂痕至今未愈。
她推动私有化提高效率,却导致公共服务商品化,加剧贫富差距。
伦敦金融精英盆满钵满,北部老工业区工厂关闭、社区衰败。
“赢家通吃”的局面,某种程度上为民粹主义崛起埋下伏笔。
这场争论远不止历史评价。
它折射出当代英国保守党的身份焦虑。
今天的保守党一面高举“撒切尔遗产”大旗,将其作为右翼团结符号;一面在政策上越来越偏离她的路线。

脱欧时强调主权,符合希钦斯主张;经济上却不敢真正推行低税率或大规模私有化,反而在疫情期间大举举债、扩大政府干预。
这种矛盾让人觉得,保守党只是在消费撒切尔的“神话”,却未真正理解她的思想,更别说继承她的政治勇气。
希钦斯骂撒切尔“不是保守派”,本质是在批评现在的保守党“丢了魂”。
他认为,把撒切尔简化成“反工会、亲市场”的符号,是对她复杂遗产的粗暴阉割。
真正的保守主义,应是对历史、制度与共同体的敬畏,而非一套可随意拼凑的政策工具包。
可惜,今天的政客更关心选票与头条,而非思想深度与制度延续。
当然,也有人认为希钦斯太理想化。
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在约束下的权衡。
撒切尔面对的是濒临崩溃的国家,必须采取果断甚至激进措施。
如果她真按希钦斯所愿,花十几年慢慢重建文法学校、强化海军、抵制欧洲一体化,英国可能早已陷入更深危机。

她的选择或许不是最“纯粹”的保守主义,但却是最“现实”的解决方案。
回看撒切尔,她留下的是矛盾遗产。
她让英国经济重获活力,也加剧社会分裂;她提升国际声望,却让国家在欧洲问题上长期撕裂;她证明女性可领导大国,却对性别议题几乎毫无贡献。
她的政策既有开创性,也有破坏性;既有远见,也有短视。
正因如此,关于她的争论永无休止。
有人至今奉她为“救世主”,认为没有她,英国早已沦为“欧洲病夫”;也有人视她为“破坏者”,说她用市场逻辑摧毁社区纽带与公共精神。
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也都带着时代滤镜。
历史人物从来不是单一面孔的雕像,而是充满矛盾、挣扎与偶然性的复杂存在。
撒切尔也不例外。
她去世十二年,诞辰百年纪念已过,但围绕她的争论反而更激烈。

这恰恰说明,她所代表的时代,以及她引发的问题——国家与市场、传统与变革、主权与全球化——至今仍在困扰英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
我们今天对她的评价,其实也在折射我们对当下困境的理解与选择。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撒切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更由争论者不断重写。
每一次对她的重新解读,都是对“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的再次追问。
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也不会有最终结论。
她曾说:“注意你的想法,因为它们会变成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因为它们会变成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因为它们会变成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因为它们会变成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因为它们会变成命运。”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命运选择。
时时刻刻,都在选择。
更新时间:202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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