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宇翔

新加坡侨领陈嘉庚抗战中组织捐款、召集机工回国抗日，四九年后为新中国出谋划策，坚决反对割弃外蒙，郁郁而终。

陈嘉庚是南侨机工主要的组织者，在抗战期间直到新加坡沦陷前，他一直坐镇新加坡武吉巴梳路四十三号怡和轩，并在里头生活居住，旦夕不离南侨总会的事务。陈嘉庚四度担任怡和轩主席，是中国、新加坡两国重要的华人领袖。

如今，怡和轩仍在原址，与新加坡知名作家英培安创办的草根书室为邻，怡和轩的一楼为先贤馆，纪念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以及林义顺等新加坡华人商界与社会领袖。怡和轩三楼是陈嘉庚坐镇筹谋南侨机工及南侨总会一应支援祖国抗战事宜的地方，陈嘉庚当时夕卧于此，日起则开始办公。如今，三楼中挂着一幅新加坡国宝诗人、书法家潘受教授的题字：“是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人之心脏”，可见怡和轩在抗战历史的地位。

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陈嘉庚长居于中国大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一心一意要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却痛恨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也批评中共违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陈嘉庚自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五日返抵新加坡后，居住三个多月后就回到中国，自始未再踏足新加坡。然而，一九五零年在中国定居后，陈嘉庚在一系列问题与当局多有不合，据其侄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口述的《陈嘉庚新传》记载，其一便是外蒙独立问题。

在一九四六年，陈嘉庚就反对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条约，割弃外蒙古，并发出《南侨总会战后第八号通告》声讨，岂料中共建政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于是他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给《人民日报》，坚决反对与蒙古建交，但稿件均被报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交《厦门日报》，后者更是不敢刊登。于是陈嘉庚找到周恩来，向他提出抗议，但都未果。最终在集美解放纪念碑雕制中国地图时，将外蒙也包括在内，并刻字说明外蒙古问题的由来，被中央得悉后只把说明文字去掉，但包括外蒙的石雕中国地图，至今仍嵌在集美解放纪念碑前显眼位置。

及后的土改、镇反问题上，陈嘉庚也与当局意见相左。如集美社族长陈心用在镇反时被牵连，陈嘉庚知道他是热心社务的商人，就出面请县里将他释放，但陈嘉庚离开集美到北京开会期间，县里就将他枪毙。后来，他也劝乡亲陈永凤早日去南洋，事后他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如无通知他跑，我想他也是无命。”

陈嘉庚也认为“三反”“五反”违背了《共同纲领》，自言：“我既是个资产阶级，我也为人民做过好事。”他一手成立、散尽家财的厦门大学也在解放后被拆解，如厦大工学院航空系就被分拆到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南京航空学院；中国第一个海洋学系、厦大海洋系被划归青岛海洋学院旗下；又厦大教育学系被分拆出来，纳入到福州的福建师范学院旗下。

多番变故令陈嘉庚心灰意冷，在一九五四年决计重返南洋的第二故乡——新加坡，自言：“厦大集美，创办维艰，究因何罪，惨遭拆散？身为中委，无法自救，彻夜难眠，仰天长叹！而今啊而今……而今已成反对党？而今果真靠边站！既然在中国不能再有所作为，且又有话不能说，有苦不能言，还不如回去吧！返回新加坡去吧！！”

但最终周恩来接陈嘉庚，告知他屡次提案的福建铁路预计动工，由江西鹰潭修筑到厦门，因此留下，并在政协第二届一次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但到反右运动期间，他认为自己已成不受欢迎的反对派人物，留在中国已无意义，因而意气消沉，再次希望出国，以到印度旅游须途经新加坡为由，通过新加坡的亲属到相关部门申请入境，尽管陈嘉庚仍保留英国籍，但殖民政府却拒绝了他过境的申请。

晚年回新加坡被拒入境

之后陈嘉庚身体日渐转差，但在病中仍写信予侄儿陈共存，说道：“我意在外如能度生活，决不愿其回来……”最终陈嘉庚在一九六一年与世长辞，《陈嘉庚新传》里就评论到：“陈嘉庚如果活到文化大革命，即使不是被批斗致死，也会被活活气死。”

陈嘉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组织南侨机工回国，但他们在冷战期间备受折磨，尤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肚子的冤屈，无处倾诉，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陈共存在一九八六年的《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提到“甚至有的埋怨陈嘉庚先生当时发动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以致连累他们遭受数十年的苦难”，陈共存也说：“这种怨言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